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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与后方——抗战时期的西南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人类学夏令营纪要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前辈学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探讨与田野实践开创了一次高潮,涌现出一批学术水准极高的研究成果。此时的中国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与国家建设的复兴基地,云集了大量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作为国家的边疆与社会改造的前沿区域,也迎来了一系列深入而广泛的田野调查工作,这使得抗战时期的西南研究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并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主题的拓展与学术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西南研究作为人类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学术地缘版块,在翻开新篇章的同时,其视野方法的开拓创新与研究主题的深化拓展,也越来越得益于对抗战时期西南研究的学术回顾与反思继承。如何系统地开展抗战时期西南研究的学术思想的梳理、学科史的回顾,以及田野研究成果的整理逐渐受到重视,成为学界同仁共同关心的问题。为了推动对抗战时期西南研究的继承与反思的进一步深化、促进民族学人类学西南研究的进一步繁荣,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与四川省宜宾市民宗局于2009年7月13~16日,在四川宜宾举办了题为“边疆与后方——抗战时期的西南研究”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人类学夏令营的学术活动。


此次学术活动的学术召集人为西南民族大学的杨正文教授、蒋彬教授以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彭文斌博士,参会的专家学者分别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暨南大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宜宾市历史学会、宜宾市筠连县志办、西南民族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此外,还有来自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暨南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等高校的26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作为夏令营营员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


7月13日上午9点,此次学术研讨会及夏令营活动在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正式拉开帷幕,杨正文教授与宜宾市民族宗教局局长李国祥先后向参加会议的学者致欢迎辞,并对本次活动的主题与内容进行了基本介绍。


在本次会议的“主题演讲”中,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建民教授以“抗战时期人类学与政治动员”为题,梳理了抗战时期的学术实践与政治动员的关系。他首先就“边疆”在抗战时期转变为重要政治话题的这一过程中,所折射出的学术实践与政治责任之间的密切关联进行了分析。具体而言,西南边疆在抗战之前并未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统辖范围之内,所以这一地区在从国家的边疆转变为抗战的后方这一过程中面临诸多的挑战。而在当时中国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眼中,诸如人类学这样的西方学科的研究与运用常被当作实施社会变革的有效手段。为了把西南边疆纳入国家的政治版图和意识形态版图,南京国民政府相继筹建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并在边疆地区进行了相应的学术研究,因此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形成与整合国家的政治使命密切相关。王建民教授指出,抗战时期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人类学家强调国族、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这样的特点体现了学者对国家与民族关系的重新认识。抗战时期人类学研究的另一特点是对“种”的学术关怀,特别是当时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大多带有改善中国的国民素质之目的。最后,王建民教授讲解了抗战时期人类学工作与抗战工作的联系,这个联系体现在一方面诸如边政学等人类学理论知识直接为抗战服务上;另外一方面则表现于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凌纯声等学者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国家建设工作中。王建民教授认为回顾抗战时期的学术,我们应该进行对现在的学术进行反思,比如应该重视学者本身行动价值、应该从更细节的材料来检讨我们理论知识形成的过程等。


在“抗战时期西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的专题发言中,西南民族大学的秦和平教授做了题为“试论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与南开大学对西南民族的认识与研究”的精彩发言。他从选题的原因谈起,回顾了研究西南民族的由来与地域特色、研究民族语文的由来及发展。在详细介绍了抗战时期华西协和大学、南开大学对民族语言的研究及成绩之后,秦和平教授认为抗战时期民族语文的研究拓展了新的方向,培养了相应的人才,奠定了新中国相关领域的基础,促进了民族语文的发展,更对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认识西南诸民族的特质与关系提供了一种学术传统。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则以抗战时期对“边地汉人”的研究为中心,来具体阐发了“边缘人”的学术研究价值。王川教授首先对“边地汉人”的历史形成原因进行了梳理与介绍,并从个人传记、口述史、考古与文物遗址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了抗战时期西藏地区“边地汉人”的社会生活状况。以此为个案,王川教授认为,“边地汉人”即“边缘人”的学术研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过程、探索相关的历史真相、填补学术研究的一些空白,同时也能对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之认识,提供一个历史考察的重要纬度和大量丰富生动的历史个案。围绕着民国时期四川苗族的研究文献,宜宾市筠连县志办的王成老师全景性地复原了抗战时期针对特定民族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图景。特别是通过对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对川南苗族的田野调查研究和相关论文论著的评介,王成老师对林名均、葛维汉、杨汉先、胡庆钧、芮逸夫等前辈学人在川南苗族地区所做的开拓性研究工作进行了鲜活地回顾与梳理,他认为这些研究真实地记录了民国时期四川苗族地区的风土人情,对今天苗族社会文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彭文斌博士的发言侧重于对西南空间叙述中的“地方性”进行一番批判性的思考。他从英语中的allegory(寓言)一词的词根意义谈起,来说明自己是怎样思考关于空间的寓言问题以及中心与边缘的叙述性、“想象地理”的构建问题的。彭文斌博士引用了杜赞奇(Du)关于国家与地方的观点,分析了思考中国地方性的两种方式,即乡土性和边疆性,彭博士指出相对于乡土性的稳定而言,边疆的流动性更为突出。这些流动体现在旅行、移民、拓疆等地方叙事中,成为构建西南空间的想像地理中的一个特性。通过对顾颉刚、林语堂、冯友兰等学者文人的西南行记的梳理,彭博士强调,西南如何被想像建构为一个流动的不确定的地理空间之过程,是我们回顾抗战时期西南研究时所要深思的问题。王建民教授在对四位发言人进行评议时指出,前三位发言人的演讲虽各自选取的角度不同,但多偏重于研究线索的资料梳理,而这项工作是学术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而彭文斌博士的发言则比较理论化,这能让我们去关注到流动于边疆的一个个学者是如何以其个人的学术体验来对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王教授强调,当前的学术史研究要特别地关注到学者学术研究的场景与其个人化情境化的学术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使学术史研究变得更加生动、多元化,具有内在的创造性。


在“抗战时期的西南社会及西南学术实践”的专题发言版块中,西南民族大学历史旅游学院的郭建勋博士以民国时期康藏地区著名的刊物《康藏前锋》为例,通过对相关文章的分析,来对抗战时期康东旅外青年笔下的“康藏”进行一番解读,以此来透析当时康藏青年的思想图景与康区的社会面貌。郭建勋博士指出,抗战爆发前西康省康属地区先后有五批青年前往内地求学,根据所属的区域可分为康定与泸定两大康东旅外青年类型,并分述了这两类青年在接受教育上的异同。《康藏前锋》是抗战爆发前夕在南京求学的部分康藏学生创办的宣传康藏、沟通内外的刊物。在抗战爆发后,该刊物所刊载的康东旅外青年的文章反映了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康藏内部的地方精英、外来军阀、中央政府等诸势力是如何认识和看待康藏地区的,同时也呈现了康东旅外青年的如何自觉地认识康藏地区与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之关系的过程。第二位发言人宜宾市历史学会理事陈明本先生的发言题目是“试析抗战时期动议叙府设为省治所在地的原因”。陈先生首先从抗战初期动议叙府设为省治所在地的缘起谈起,介绍了在当时建设西南大后方的背景下,国民参政会如何在1939年组织了川康建设视察团,并提出了考察报告书建议将四川划分为三省,分别以成都、重庆、叙府为省治所在地的始末。随后,陈先生从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分析了当年动议叙府设为省治所在地的原因,并认为抗战时期动议叙府设为省治所在地反映了当时国家经营西南边疆的一种努力,而认识这段历史对当今宜宾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抗战时期学人眼中的大理社会与民族志叙述”为题,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博士通过回顾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大理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来试图对民国时期学人的学术实践与大理的地方社会的某些特点进行理解,从而对抗战时期西南中国研究所依托的社会情景与知识场景进行一番认识。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的王田博士则对抗战时期羌族地区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进行较为详细的综述,并通过研究问题的横向比较与不同时期文本特点的纵向比较,对抗战时期学人的学术视野与研究旨趣进行了一番还原与解读。


彭文斌博士在评议中首先强调,这一专题的发言是对上一版块讨论的一种拓展。他认为郭建勋博士提出的是一个文化的传播与观念的交流的问题,如能结合孙明经等学者到康区旅游后把康区经验运用到内地的例子,就可同时关注“从本地到外地”和“从外地到本地”的这一文化传播和观念交流的双向过程。彭博士强调,如要更全面地考察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知识分子的视野,则应该扩大研究的地域,并进行一种充分地比较,这样把西南地区的知识分子联系起来研究将有助于思考在当时的情形下,人们带着什么样的文化自觉来思考和实践地方与国家或与中央建立何种关系。彭博士指出,陈明本先生运用国家行政建构的视野来理解地方的中心性,让我们在重温抗战时期叙府的一段历史之余,也看到国家与地方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就张原博士和王田博士的发言,彭文斌博士认为他们在阐释不同学者学术实践的异同时,均努力回到从人类学的基本命题来探讨不同学人之间的差异,这对于学科史的梳理和学术思想史的拓展而言都是极为可贵的。


本次研讨会的最后一个专题为“西南研究与当代中国人类学主题的拓展”。贵州民族学院的孙兆霞教授以“贵州明清至民国时期民族关系的构建”为题,就从贵州建省对民族分布格局的重组、改土归流与民族关系格局的重建、民族经济变迁及特点、明清时期 “民族—喀斯特类型”的凸显等六个方面来介绍了贵州民族关系的历史构建过程,并提出要将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的视野相结合,来重新认识西南地区在文明化和国家化过程中所呈现的民族关系特点。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的金艺风教授则通过对抗战时期流行于延边朝鲜族社会的抗日歌曲的曲谱分析,指出这些被后人传唱的朝鲜名歌或军歌其实多源于日本的军歌曲调,并以此个案说明战争时期也是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时期,所谓的“文化创造”多是一种“文化借用”,而赋予音乐以某种民族性,可能恰是对音乐本身的歪曲。在点评中,王建民教授首先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就金艺风教授指出的文化借用现象进行了一番解释,他指出,文化借用其实是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形塑国家意识形态的手段。王教授认为,“为什么借用”比“借用什么”更值得我们关注,研究这类问题我们关心的是借用这一行为后面所隐含的文化意识,而抗日歌曲为何借用自日本军歌,这后面隐含着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化的一种矛盾心态。对孙兆霞教授发言,王建民教授强调,长时段、大区域、多族群的研究必然给我们整体性地认识西南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而孙教授发言的另一新意还在于她在关注贵州的民族关系时,同时关照到贵州与朝廷之间的往来关系,这样的研究对于人类学西南研究在视野与方法上的拓展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尝试。


在此次学术会议的专题讨论部分,学者们围绕着抗战时期的人类学学术活动、国家的政治动员、边疆的政治建设等议题,对抗战时期的西南研究进行了回顾,还原了抗战时期西南社会的情境,并结合当今的学科发展反思抗战时期的西南研究,最后还对西南研究和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主题进行了有力的拓展。杨正文教授在会议总结中首先指出,我们在抗战结束60余年后的今天对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进行回顾,其意义重大,这不仅对于理解学科发展的脉络、回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思考当时以及当下的学术发展有其意义,并且对于我们理解学术时间和文化表述的传统也是有意义的。杨教授认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问题讨论可以分为综合性的学科史或学术史的讨论、学术研究机构、区域研究、单一民族四类视角。对于此次研讨会讨论的话题,杨教授指出至少是包含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区域和地方性的问题;第二是国族构建和民族国家建设问题;第三个方面涉及的是边疆建设与边民改造、国民教育和国民形塑的话题,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视角与内容中已经触及到了对人类学民族学方法的思考和反思。对于此次会议的特点,杨教授认为首先在于探讨的问题范畴比较集中,并且围绕了学科以及学科史来评介和讨论问题的;其次,这次会议的综合评价和个案探讨相得益彰;地方学人的参与也让我们听到了抗战时期学术机构和学术活动流动到西南之后留给地方学人的“遗产”。之后,杨教授分析了此次会议的一些遗憾,如由于本次活动参与老师相对较少,留给这次会议的遗憾之一就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视角和视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不足的;缺憾之二就是对诸如众多民族观之间的关联之类的话题的探讨深度不够。


专题讨论结束后,活动进入夏令营读书报告会部分。秉承以往人类学夏令营的传统,此次夏令营围绕着本次会议的主题,精心开列了相关的经典原著和参考文献供参加夏令营的同学们阅读。在夏令营的读书会部分,每位同学都将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来进行15分钟左右的读书报告,随后与会的老师将对同学们的读书报告进行精彩点评和悉心指导。本次夏令营的读书报告会共设三场,其中第一场读书报告会侧重于对抗战时期的边政学与民族学的学术实践进行学理上的探讨;第二场和第三场读书报告会则主要回顾抗战时期学人有关西部苗疆、大小凉山、川康地区、云南边地这个四个西南边疆区域的民族志研究著述。


在第一场读书报告会中,主持人张原博士首先简单说明了本次读书报告会的目的与要求,张博士特别强调此次夏令营读书会的基调是尝试在对抗战时期学人个人化的学术背景与研究经历进行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来对当时学界的知识场景和学术旨趣进行“理解之批评”;而读书会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追溯前人的研究来寻找今天的西南研究在视野扩展方面的某种可能。随后汤芸博士详细介绍了读书会的主旨,她从为什么选择抗战时期的西南研究为本次夏令营活动的主题谈起,指出抗战时期是现代中国进行国家建构和国族整合的一个重要时期,而西南地区在这一变革之中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即从国家边疆转变成为抗战后方,因此回顾这一时期学人的学术实践、政府的施政措施,以及地方的社会变迁,我们其实已经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间与合适的地点,来观察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中国大地发生了何种观念变化与社会变迁。汤芸博士将本次读书会的书目划分成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学理综合性的,包含了“边政学和边疆视野”、“民族学与国族论述”两个小专题;第二个板块是地域专题性的,涉及前辈学人在西南各具体地理空间上进行的田野考察和学术研究。在对“边疆”、“后方”做了一番深入的阐释之后,汤芸博士还逐一对这些书目的背景知识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最后汤芸博士希望本次读书会能通过关注学术史来反思今天的学术研究,并对西南的区域特点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胡冬雯是读书报告会的首位报告人,她报告题目是“‘民族—国家’建构下的边政学与边疆视野”。通过梳理吴文藻、林耀华、李安宅、马长寿分别发表在《边政公论》、《边疆通讯》上的四篇文章,胡冬雯分析了边政学与抗战建国的关系,以及边疆研究呈现的多元性。随后她从此次夏令营会标的象征意义引出对边疆研究的兴起、边政学的应用性的由来、边政学研究的学术多元化诸问题的解释,以此来理解抗战时期不同知识背景和社会境遇的学人们面对中华帝国内部的多元文化怎样展开文化重建的思考,并对战争、学者和边政学三者如何相互作用来共同推进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进行了一番释读。在“民族学与国族论述”这一读书专题报告中,以“袍泽之情感,团结之情绪”为题,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史硕士研究生魏长青、于博共同完成了相关书目的读书报告,并对抗战时期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战进行了评述。通过介绍“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论战产生的背景、交锋的过程,以及随后之影响,两位同学总结了导致“中华民族是一个”论点引发巨大反响的时代原因,以及今天回顾这一学术论战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三位同学发言完毕之后,彭文斌博士和王建民教授从不同角度提请同学们注意对背景资料的理解;评议人郭建勋博士则对同学的报告提出了中肯的指导意见。


第二场读书报告会的首个专题是“西部苗疆的建构”,这个专题下共有五位同学分三个小组依次讲解抗战时期学人有关湘西、贵州、川南苗族的相关研究。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张秋东的发言围绕着“文化猎奇”和“政治自觉”这两个主题,分别就凌纯声与石启贵的湘西苗族研究著述中体现的特点,来对当时苗族研究展开的时代场景和学术背景进行一番解读,并试图运用“远经验”和“近经验”来对凌纯声、石启贵的研究进行诠释。贵州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陈斌的切入点则是凌纯声著述中涉及到的宗教文化,他将当时人类学者对苗族这一异文化的特性塑造——“奇”和当地精英的政治自觉联系起来,并分析苗族的宗教文化与社会背景、社会思潮之间的联系。两位同学发言之后,王建民教授补充了有关凌纯声与石启贵湘西苗族研究的历史资料,史乐闻老师和汤芸博士也对两位同学的发言逐一做了富有意义的评议。以“贵州苗夷的教育”为题,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研究生李宏艳通过对吴泽霖、陈国均主编的《贵州苗夷社会研究》一书中收集的51篇论文的分类解析,指出了民国时期学人的学术实践与发展边地教育之间的关系。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曹婕报告的题目是“边地教育的现代性建构”,她从贵州苗夷教育起源于西方基督教的教会学校谈起,引用贵州屯堡人的天龙小学的田野案例,进而比较西方教会学校和天龙小学的异同,最终对现代性教育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围绕抗战时期芮逸夫在川南苗族实地调查后写成《川南鸦雀苗的宗教与习俗》一书,西南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贾丽浅析了当时学者们对川南苗族的习俗和族源考察背后的问题意识。随后,秦和平教授、彭文斌博士等诸位老师分别对上述同学的发言做了精彩的点评。


“大小凉山的叙述”是第二场读书报告会的第二个专题,此专题共有三位同学分别回顾并反思了林耀华、岭光电、顾彼得有关大小凉山的研究论著。西南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拉马文才以“从‘边民’到‘国民’”为题,分析了抗战时期作为学人的林耀华在大小凉山的考察经历与彝学研究书写范式的确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林耀华的《大小凉山考察记》以一种游记的方式丰富地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大小凉山的社会面貌;同时这种写作范式让人们深刻领悟到传统意义上的“边民”是怎样通过学人的考察从而让外人将其理解成为“国民”的。围绕彝族土司头人岭光电的《倮情述论》一书,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张利平侧重关注的是外出学成归来后的岭光电对家乡、人民、自身的定位,以及对本民族诉求的言说和表达,同时对比结合彝族之外的专家学者对凉山彝族的研究。他指出寻找来自彝族内部的声音,在一种“自观”和“他观”的交叉视角中,更能够客观地来评述这段时期的彝族研究。《彝人首领》是进入彝区考察的外国人顾彼得所写的有关凉山等级关系、婚姻习俗、宗教信仰等的著作,西南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邱棣在综述该书的内容之后,就一个外国旅行者眼中的彝族社会面貌进行了还原,并评介了顾彼得的考察活动对彝族研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王建民教授与彭文斌博士分别就对同学们的发言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意见。


第三场读书报告会由汤芸博士主持,包含“川康边地的考察”和“滇地的民家和边民”两个专题。第一个专题内,西南民族大学的八位硕士研究生分“羌族研究”、“黑水行记”、“嘉绒研究”、“西康省情”、“川康影像”五个小专题回顾了抗战时期川康边地的研究。在“羌族研究”这个小专题里,程鹏和赵长治共同完成了关于抗战时期羌族研究典范视角的读书报告。他们的读书报告首先对比了胡鉴民和葛维汉的两篇代表性文章,指出虽然两们学者都是从信仰和习俗的角度深入研究,但却同中有异,并提出这与两位学者在法国和美国所受到的不同传统的人类学训练,以及二人的学术关怀点不同有关。邱俊昊的读书报告是有关女性人类学者于式玉的“黑水行记”的系列思考,他在分析抗战时期黑水社区基本概况的基础上,结合于式玉的学术背景和性别身份去探讨其研究和记录边地的过程,由此加深对这个特殊阶段的人类学研究的认识与体悟。段兰芳的读书报告分属第三个小专题“嘉绒社会”,她以“林耀华的嘉绒研究”为题,从边疆研究的两种旨趣谈起,分析了有关嘉绒社会的背景资料。在梳理了林耀华有关嘉绒地区的两本著作的相关内容之后,她对林耀华的学术研究脉络做了简要的阐释,并比较了马长寿和林耀华的嘉绒研究。李颖、洪东旭的读书报告都是围绕着“西康省情”展开,其中李颖是从《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一书来探讨李安宅的区域和边疆民族思想,她指出通过对李安宅的分析使我们看到行动者的主观情感,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社会场域中,在文化的结构性布局中被建构的;洪东旭的读书报告则是分析了关于西康社会的两种现象,他在分述了西康地缘的重要性、近代教育与“雇读”现象、改土归流等问题之后,对西康建省之后的社会变迁进行了一些总结。“川康边地考察”的最后一个小专题是“川康影像”,何艳和王?从梳理民国时期有关川康的丰富图片入手,发表了各自独到的见解:何艳通过分类展示孙明经的相关著述中有关川康的照片,认为图像是呈现边疆地区“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方式之一;王?在回顾了庄学本的学术背景及《羌戎考察记》之后,对《羌戎考察记》的价值进行了一番思考。“滇地的民家与边民”是本次读书报告会的最后一个主题,由西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王春英和张小林两位同学完成相关的报告。王春英的题目是“人类学家的预设与田野的本相”,她通过分析《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的民家研究》一书的内容,结合《祖荫下》进行对比,从田野资料的选择处理、同一事实的不同理解和对田野的敏感性等方面来探讨人类学家的预设对于作品的影响,并从中得出一些有关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启示。张小林的报告指出陶云逵和田汝康有关“摆夷”社会的论著很少有“摆夷”社会纷争、暴力现象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原始论”的倾向、“高尚的野蛮人”的浪漫主义特征,因而他认为人类学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怎样处理好“自我”(self)与“他者”(other)的关系,依然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上述同学报告完毕之后,在场的老师分别对他们的报告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读书报告活动结束之后,杨正文教授总结了此次夏令营活动的读书报告会。他认为由于此次夏令营读书会与同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联系比较紧密,所以为师生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而且由于同学们阅读仔细,准备充分,也使得这次读书会活动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指出了读书会活动中同学们暴露出来的一些常识性错误,希望今后同学们能在掌握基本学理知识的基础上做一些相对独立的见解。


7月15日上午,夏令营的所有参会人员在宜宾市民族宗教局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蜀南竹海各主要景点,之后驱车前往位于宜宾市江安县的夕佳山古民居进行实地考察。当天下午,全体成员参观宜宾市兴文县的石海洞乡苗寨、石海?寨广场、悬棺遗址、天泉洞,当晚还观摩了以展现川苗民俗为主的篝火晚会,营员们围绕着川南苗族的民居、民俗、地理环境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7月16日上午全体营员实地考察兴文县大坝苗族乡的一个苗族村寨,师生们深入苗寨参观,并与村中居民悉心交谈,深入了解川南苗族的习俗,随后沿途考察了大坝乡盛产大鲵的大、小鱼洞。7月16日下午三点全体营员驱车抵达本次夏令营实地考察的重点——宜宾市李庄及板栗坳。在李庄镇,营员们通过实地参观抗战时期西迁至此的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的遗址,更加深入理解了抗战时期的西南研究。板栗坳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在抗战时期迁移到李庄的遗址,在板栗坳的张家宅院的牌坊前,全体营员在此合影并举行了此次夏令营的闭幕仪式。至此,第四届人类学夏令营活动落下帷幕,参营同学纷纷表示本次夏令营活动内容丰富多样,不仅提升了关于抗战时期西南研究的认识,并且通过实地参观川南苗族的人文风情、抗战时期的学术重镇李庄,耳濡目染地深入理解抗战时期的西南研究。


纪要整理:张秋东(民族学2008级硕士)
张 原(西南民族研究院讲师)

原文刊于《他山通讯》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