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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东北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12年1月7日-8日,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人类学专业创办的“医巫闾论坛”召开了题为“人类学的东北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沈阳师范大学刘平教授和吴世旭副教授共同召集,邀请了20余位关注东北研究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和民俗学学者,这些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民族研究所、鲁迅美术学院、云南民族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单位。此外,辽宁出版社的张洪副主编、《文化学刊》编辑部的董丽娟主任、沈阳师范大学科研处李爱秋处长以及该校的人类学本科生也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的开幕式由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副院长秦海霞教授主持,刘平院长致辞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表达了学校和学院对本次会议的支持与期望。研讨会的主体由主题阐释与演讲、分组发言和圆桌讨论三部分组成。
在会议的第一部分中,吴世旭首先对会议的主题进行了阐释,基于对所有的人类学想象都源于地方经验的认识,他认为东北的“地方性”蕴含着广阔的理论空间,思考如何以东北的地方经验展开人类学的研究,在人类学中国研究日益兴盛的今天,显得尤为必要;这种思考不仅需要在学术史的脉络中对人类学的东北研究加以回溯,而且需要结合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不同“范式”乃至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在比较之中寻找人类学东北研究的进路,并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不断探索。在对东北的“地方性”以及鸟居龙藏、史禄国与凌纯声等人的东北研究加以概述的同时,他也对人类学东北研究的学术进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可以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做不同类型的民族志研究,并对相关研究主题做出了初步的设想,强调民族志记述是人类学东北研究之基,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的开拓则是其学术生命之本。
随后,王铭铭做了题为“区域:再思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单元与理论赛场”的主题讲演,他先对世界人类学、中国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和社区研究法及其批评这三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读与阐述,然后转向对区域研究的评价与思考。对于世界人类学,王铭铭认同包括人类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是近代的产物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了与不同的民族国家相对应的人类学,包括欧洲“犬羊小国”关注自我与他者之差异的经典人类学、以美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关注本国“少数民族”的人类学、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极端现代化国家”的人类学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类学,认为自己理解的人类学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界史的情景里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并因不同的分工而形成几个世界性的圈子。除此之外,王铭铭还对很多人类学史从中世纪后期写起的做法和后现代认为最早的人类学是在教堂里的魔鬼学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随着地理大发现展开的对古希腊的重新发现才是人类学的重要源泉,因为在基督教成为普遍的信仰之前,希腊存在着接近于中国的多神教的宗教体系,在这个宗教体系里,它的历史学容易超过经学的重要性,从而成为近代人类学重新发现自己的学术之根。对于中国人类学,王铭铭用“三国演义”来比喻其以北京、南京(广州)和四川为中心的“北派”、“南派”和“华西学派”,并详细地解析了它们各自的学术与政治观点和道德理想。对于中国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及其批评,王铭铭认为社区研究法只是中国人类学的多种研究方法之一,在列举了对这种方法的不同批评的同时,也指出了很多当事人的研究并非是社区研究法能够概括的。在此基础上,王铭铭引出了对区域研究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论述,他赞同人类学的概念和理论都来自于特定的地区的现代观点,认为人类学理论的创新便来自于这些个别地区的专家对话,这种对话可以联系到特定研究之外的领域,从而使其能够长期围绕着一套稳定的概念不断展开。对中国人类学而言,他认为一方面有必要对世界各民族志大区的遗产进行总结,另一方面可以基于本土不同的区域研究和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来思考各个区域可能的研究方向,从而形成自己的一套学术语言和学术共同体。
针对王铭铭的主题演讲,参会学者纷纷表达了各自的一些想法。四川大学的陈波副教授就中国人类学“三国演义”的说法,提出在其内部差异外是否还存在一种影响中国学者看待世界的共同思维的疑问。中央民族大学的张亚辉副教授则从知识生产和中西对比的角度提出:中国人类学兴起是不是仅仅源自知识的借用,在这个过程中本土已经存在的多元知识怎样和人类学发生关系的?王铭铭在肯定了汉人学者具有共通性的同时,认为尽管他们有着比较强烈的文化自觉,但对科学的追求却使他们成为传统的破坏者。对黑龙江民族研究所张松研究员关于如何面对西方科学与中国历史之间关系的追问,王铭铭认为不能极端的看待这个问题或一开始就给出单一的评价,而应弄清我们这个学科的来历及其优缺点,在避免误读或把科学政治化的情况下,更多地约束我们个人而非整个西方。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靳大成研究员结合前面的讨论提出以“东域学”来展开东北研究的设想,认为何为东北、东北人是人类学东北研究首先需要探讨的,而对东北多民族与多元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多学科的参与,也需要采用中西不同的方法与材料。刘平在认同讨论何为东北的重要性的同时,提出应该更多地关注东北的现实,并以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为例来说明南北差异及其根源。沈阳师范大学的聂家昕副教授由自己的一个朝鲜族村落研究经验提出,应该注重当下直接和我们有接续性的历史,区域的亚型可能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重点,通过社区研究提炼模型,再从大的角度去研究,所以社区研究方法对东北区域社会的研究可能会比在其他地区研究里面显示出更大的意义。吴世旭则认为,我们都自以为是地以为我们活在现实中,但实际上我们永远都只能存在于历史当中,关于东北的研究不管是从现实出发还是从历史进入到现实,都要有一种时间性的关怀,如此现实才能成为现实,历史才能成为历史。
会议的第二部分由“人类学东北研究的历史与理论”、“东北的历史与变迁”、“东北的宗教与族群”和“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承”四个主题的组成,参会学者分为四组依次就自己提交的论文发言,并根据评议人的评议和参会者的提问进行回应与讨论。
第一组发言由靳大成主持,陈波和张亚辉做评议人。张松首先做了题为“俄国的黑龙江流域人类学调查对于我国人类学东北研究的意义”的发言,他认为东北研究相对国内其他学术区域更具有国际性,在梳理人类学东北研究的学术史时俄国的研究不容忽视。在介绍了俄国人类学与东北研究相关的机构与刊物、学者与著作之后,又论述了其对人类学东北研究的意义和对凌纯声的影响,认为在学术规范、理论与方法乃至敬业精神方面,俄国的研究都值得本土学者借鉴与学习。黑龙江大学的阿拉腾教授以“二战前日本人对东北鄂伦春、鄂温克的人类学调查研究”为题,阐述了“满洲国”期间日本人对东北地区鄂伦春、鄂温克的一系列调查活动,并用图表清晰的展示了其中日本军方主要的几次调查以及其想要获取的资料与人类学田野资料的相似性。他认为日本人所完成的研究报告有些虽嫌粗糙,但其中透露出的研究思路却完全是基于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反观中国的人类学历史,1930年代自西方引进的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几近形成新的传统,但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被迫中断,这不仅是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的中断,更重要的是科学研究方法乃至科学思维方式的中断,因而目前最有必要的是返回到中断的地方去,具体到东北的人类学研究则应返回到日本人中断的地方接着走下去。沈阳师范大学的姬广绪讲师关于“凌纯声的赫哲族研究及其影响”的发言把目光转向本土学者的研究,他阐述了凌纯声赫哲族研究的历史背景、学术渊源和理论取向,认为凌纯声的这个研究与当时政治环境紧密相关,是在“学术救国”观念主导下对日本学者“满蒙论”加以驳斥的体现;其中蕴含的“中心与周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倾向对后来者的研究影响深远,也有利于更清楚地把握东北地区的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整体的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后李金花的发言题为“何为通古斯——对史禄国和凌纯声对通古斯人历史研究的简要比较”,通过对《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和《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关于通古斯历史起源问题的研究进行细致的分析,她认为史禄国心中所勾画的“通古斯”,是一个动态的变化体,在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当中,其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宗教心理、风俗习惯等不断改变以得以协调,达到平衡;而相较于史禄国对于整个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以及中国东北地区的通古斯人人群的整体关注,凌纯声的通古斯人研究则集中于居住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一人群之上,他不关心如史禄国所作的南北通古斯之类的区分,更在意曾经在中国东北部存在过、在中国史籍当中记载着的各民族,到底应该归入哪个集团,并推测认为通古斯人不可能是从中国本土向北迁徙而行,而是从北部地区向南迁移的,这些北部地区可能包括史禄国所谈到的驯鹿通古斯所居住的后贝加尔地区,或者是蒙古北部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杨清媚博士的发言题目是“知识分子的心史——从ethnos看费孝通的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她通过讨论费孝通与史禄国的学术渊源进而去理解费孝通借助“知识分子”所呈现的汉人社区研究与少数民族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汉人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是费孝通学术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两部分共同的基础是燕京学派的文化理论和史禄国的ethnos理论;沿着ethnos对历史变迁的思考方向,费孝通分别在汉人社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寻找它们各自的文化精神寄托,在汉人地区找到了绅士,而在民族地区找到了巫师;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探讨其实就是要把汉人社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结合起来,探索两者结合的历史动力和内在机制,并通过对绅士与巫师之间关系的文化史考察,得以将这种结合落实在不同民族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对话中,而绅士与巫师能够对话的机制在于文明史上曾有过从巫师到绅士的断裂与延续。
第二组发言由刘平主持,阿拉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舒瑜博士做评议人。首先发言的唐戈以“东北在中国的特殊性”为题,由王铭铭提出的“三圈说”和拉铁摩尔的亚洲内陆边疆研究引出对于东北特殊性的思考。他认为“东北人”作为一个族群的形成与其环境和语言密不可分;东北汉人社会的非宗族性与从汉人移民东北到“土改”的年限不足、没有重建宗族的机会直接相关,少数“此地人”“站人”以及少数民族的氏族裂变是东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宗族现象;外来族群、本土的少数民族族群、受其他民族影响的汉族构成了东北的特殊族群体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罗杨博士围绕文本梳理了从远古到隋初的东北族群流变,在题为“读傅斯年《古代之东北》”的发言中,她由“中国之殷代本自东北来,其亡也向东北去”的东北本是与中原为一体的说法,分析了两汉魏晋时期东北的族属及其流变等问题,认为傅斯年这篇文章可谓是其“夷夏东西说”的延伸,东夷、华夏本是一体,把东北置于这样的关系格局中,才能理解它在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位置。靳大成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人类学的感悟,在题为“内观还是外察?——认识朝鲜族:我的文学人类学之旅”的发言中,他谈到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文学理论界对批评理论的大量引入,在对之做出反思的同时,认为文学研究应该对人类学有所借鉴,即不拘泥于文本,走进现实故事里放飞自己的想象,并以《林海雪原》研究为例延伸出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比较和对右翼史学的批判。陈波的发言题目为“朝代鼎革之际的小白山鹿圈:以养鹿人为中心的考察”,他考察了清末民初吉林市小白山鹿圈在望祭长白山的朝廷神圣仪式中消逝而成为农事试验场一部分的过程,指出科层结构、鹿圈负责人等在各种突发事件中展演鼎革之际延续与断裂的逻辑,皇家和国家的观念于民国代兴后在地方上的式微与延伸的轨迹,以及底层执事人在其间经受的生活变奏曲。鲁迅美术学院的李勤璞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翻译印行考”,他仔细考究了宣统年间东三省蒙务局翻译印行的、后来成为民国年间奉天省蒙旗语文课本和伪满时代蒙文课本的源头和榜样的《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通过揭示其印行的版本、经过和意义,来探讨其在东北边疆教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当时清朝末期外藩制度的变革和东北与内蒙古东部关系的状态,认为规模较大的教科书改版实质上反映了其背后的历史变动。
第三组发言由王铭铭主持,李勤璞和罗杨评议。张亚辉的发言题为“清宫萨满祭祀的仪式与神话研究”,他通过对清宫萨满祭祀仪式与满族“天宫大战”神话的关联分析,论述了“满洲中心观”的神话学依据,并进一步考察了乾隆年间清王朝自身对清宫萨满祭祀与中国上古以来的仪式体系之关系的解释,认为清皇室确实保存并倡导了一种以满族的民族性为基础的宇宙哲学,但从清宫的萨满祭祀来看,宫廷化尤其是解释体系的宫廷化却表明,“满族中心观”是通过将自身纳入华夏文明自上古以来的源流中来确认自身的。吴世旭发言的题目是“汉军旗香及其意义”,他首先梳理了清末和民国年间关于“烧香”仪式活动的相关记载,并结合自己的田野作业对这一具有特定符号和文化意义的民间宗教活动的仪式过程做出了描述,在具体的分析中,探讨了“烧香”与“唐王征东”故事关系,并解析了这一“地方性知识”承载的汉人宇宙观和伦理观,认为其源头出自中原并对“汉军旗人”的族群认同起到了建构作用。沈阳师范大学的詹娜副教授以“丧礼中的犁——基于辽东本溪旗人的调查”为题的发言,在细致地描述了与犁相关的丧礼仪式环节的基础上,分析了犁在辽东旗人葬礼中的象征意义,她认为犁铧的生铁属性是其具有驱煞、辟邪意义的根本所在,正是这种意义可以顺利地将死者从活人世界中分隔出去;而在婚育习俗中,犁因其耕种文化属性又成为生育的象征,于是犁这一重要的农耕生产用具成为了个体生命在生、死间转换的物质媒介。沈阳师范大学的毛伟讲师关于“市场、信仰与旅游共同体——青岩寺朝圣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发言结合理论与数据的分析,探讨了传统的宗教民俗文化镶嵌到旅游经济之中的过程,他认为青岩寺的一日游形式是一种将旅游和宗教活动完全嵌合的特殊的朝圣习俗,并引用了林美容的“信仰圈”概念和施坚雅的“初级市场”理论作为宗教旅游共同体得以建构的依据。聂家昕的发言题目是“族群关系的结构过程与村落地权实践——村落经验中的区域社会思考”,他在对一个朝鲜族与汉族混居村落的社会变迁过程的呈现中,展示了村落社会族群关系的结构过程,并通过揭示村落地权活动的“前结构”条件、外出劳务与村内族群关系的结构、共有财产观念与逻辑,还原了村落地权实践的过程,认为这是地方社会因大环境变迁而进行的自我调试,而现代国家、市场体系与多族群、非宗族的基本社会结构是认识这一区域的基本要件。
第四组由黑龙江大学的唐戈教授主持,张松和杨清媚评议。刘平首先做了题为“人类学的视野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的发言,他认为现代化背景下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化论初期的科学主义都是人类学对“他者”的尊重的来源;人类学的地方性是受地域影响而对制度产生的偏离、修正和再创造,而地方性知识则是一种制度的新政;人类学的视角不能代替立场,而现有的如殖民主义的立场、社会关怀的立场、学术传统的立场、职业的立场等都有一种弥补市场化改革以后的文化空虚的选择倾向;人类学所研究的“常识性”问题,恰恰是在提醒我们的文化自觉,防止我们被常识长期禁锢而不觉;社会变迁的研究应该从市场文明的过渡发达对人类文化产生的战略性的病变中找寻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杨秀副研究员的发言以“秃尾巴老李传说与闯关东”为题,她对秃尾巴老李传说进行了兼顾文学与人类学的解读,把“老李”的作为与山东移民初到东北的情感慰藉和精神需求联系起来,认为这个传说为闯关东的人们增添了群体内聚力。舒瑜发言的题目是“老字号的技艺传承——以北京盛锡福皮帽制作为例”,她描述了近代以来西方的机械生产作为一种强势的力量不断的侵入到盛锡福皮帽制作之中的过程,分析了手工技艺和机械碰撞与衔接的文化机制,认为传承至今的“盛锡福”一直追求着传说中技艺起源的理想,而手工从无序的线缝到有序的图形,所达到的“天工开物”之境界,也重新构建了技术与皇权的关系。
会议最后一部分的圆桌讨论由吴世旭主持,王铭铭和靳大成做引言。王铭铭在引言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思想能为人类学做出什么贡献?中国的中心与四方观念与伊利亚德的秩序与混沌二分论不同,这个“中心”的内涵是从外面进来的,考察中心和环绕着它的四个方向的其他中心之间的来往关系,应该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式宇宙论的一个启发,那么,对于东北研究来说,思考东北如何汇合四周来的因素使得它成为东北的内涵,便成为一个问题。第二,东北的特殊性是什么,又具有怎样的普遍性,二者关系为何?第三,东北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如何辨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靳大成在引言中则通过不同的个案与故事对当今学术研究的风气和理论取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参会学者进入到讨论之中。唐戈在简单回顾并分析了日、俄和本土学者对东北的研究,并对于本土人类学不同区域的研究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为传统提出了看法与质疑。张亚辉从移民与宗教的角度在区域比较的层面上对东北的特殊性做出了个人的解释,认为只有在相互依赖的结构关系中不同区域的文化特征才能得以显现。阿拉腾一反定式中站在中原看东北的视角,认为视角决定着很多结论的生成。吴世旭把话题重新拉回到中心与边缘的问题,并对伊利亚德影响下的神山与通天的本土研究提出质疑,认为在四方的观念中很难存在一个通天的山,因为天的观念已经在政治过程中道德化了,从而造成边缘地带的观念冲突。对此王铭铭以割火仪式和葬礼中对山的态度加以回应,认为在民众的观念中依然存在“上天”的理想。张亚辉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加以回应,认为四方观念的中“空”与秦汉时期的政治变革紧密相关。对如何以上面谈到的空间观念来理解东北有是否应该以一种时间观来看东北的提问,王铭铭认为中国的时间观表现为轮替的“治乱”,而恰恰是“乱”具有创造力,从而成为历史的动力,这或许可以解释东北人的时间感。李勤璞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对东北的沿革与族群关系讨论东北的特殊性,并对“满族中心观”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参会学者也就技术与技艺、东北人的界定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分组讨论一样,参会的人类学本科生也纷纷对人类学研究者的价值观、中国人类学和政治的关系、天下观和宇宙观、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及其对国家的作用等提出了各自的疑问,并得到参会学者的回答。
圆桌讨论之后,王铭铭对本次会议进行了总结,在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的学术意义和参会论文的学术价值的同时,强调对学术史的梳理对人类学的东北研究至关重要,并提醒年轻学者不要随意地以为可以提出什么理论,而是应该在形成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相互学习,有计划地展开相关研究,对不同学科的研究和相关主题的探讨也应抱有包容的态度。最后,刘平院长对参会学者和会议的工作人员表达了深深的谢意,本次研讨会圆满落幕。
(整理者: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