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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人类学系成立仪式暨“中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纪要

 

2011年11月26日,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下称“哲社学院”)人类学系成立仪式暨“中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在济南市隆重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文化人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单位向人类学系发来贺电表示祝贺。来自文化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香港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广西民族文化艺术院等单位的近30位知名人类学家和学者,以及山东大学哲社学院、民俗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学生100余人参加了成立仪式与圆桌会议。为庆祝人类学系的成立,哲社学院亦特别安排在11月27日举办了四场人类学讲座,由国内知名人类学家与校内外师生展开交流与互动。

一:人类学的华北研究与华北的人类学研究
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已有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先辈们的成就蜚声海内外,但是,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当代中国的人类学发展却遭遇着诸多困境。
有关华北的研究,历史学的成绩比之社会学、人类学是大为领先,譬如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又如彭慕兰的“腹地的构建”这类精致作品,再有日本“满铁”调查时期的诸多遗产。19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恢复与重建,有关华北的研究,既包括亲属制度、宗庙组织等传统话题,也有诸如自杀与医学人类学、基督教与宗教人类学、国家与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命题。但是,“村落共同体”的遗产在对华北的人类学研究注入了历史的同时,也设置了某种障碍。21世纪前后,虽有其他研究主题的介入,但人类学的华北研究并未占据其应有的位置,也未形成足够的影响力。与此相呼应,华北甚为少见人类学的教学与科研机构,至少也是不那么能引起关注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华北所蕴含的人类学研究主题,以及华北所能提供的人类学发展之路是值得我们用心去探索的。恰逢世纪之初,身处齐鲁大地,圣人故里和儒家思想发源地的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把握契机,适时发展人类学专业,力图打造集学士、硕士与博士于一身的系统化研究单位。本着“爱智慧”的哲学出发点,哲社学院致力于以华北为基地,开辟人类学的文化批判视角,辐射东亚、东北亚,乃至更为宽广的海外研究领域。
以上学术遗产与社会环境的变迁,为华北的人类学学术研究与学系发展提供了条件,为哲社学院建立人类学系,探讨如何在山东,乃至中国推进人类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建系典礼
11月26日上午,人类学系成立仪式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举行。哲社学院院长刘杰教授主持仪式,校党委副书记方宏建先生发表致辞,并与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和少英教授共同为人类学系揭牌。
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和少英教授首先代表兄弟高校向山东大学人类学系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认为,山东大学在全国较早成立人类学系,对全国人类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山东大学必定能够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和少英教授也对山东大学如何发展人类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儒家发源地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麻国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先清作为兄弟高校人类学学科代表向山东大学人类学系的成立表示祝贺,希望与山东大学加强合作,不断推动人类学学科发展。
学院党委书记吕波宣读了首任人类学系主任的任职决定,并为胡宗泽博士颁发了任命证书。哲社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林聚任代表学院各系所致辞。随后,胡宗泽发表任职讲话,并重点介绍了人类学系筹备情况和日后的发展规划。
胡博士指出,山东大学人类学系定位发展高起点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系全职教师全部来自世界著名大学。今后,人类学系新聘的教师也将全部由来自世界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学者担任。同时,人类学系还聘任了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荷兰莱顿大学,日本庆应义熟大学、法政大学,韩国汉城国立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的十位世界一流人类学家担任客座教授,进一步强化与校内、国内和世界知名大学人类学机构建立持续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完善师资结构,构建科研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与政治学、医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开展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开创全新的研究视野和科研教学成果。

三:圆桌会议:“中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
基于建设世界一流的人类学教学与科研机构的目标,如何发展中国人类学是其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紧随着人类学系成立仪式,与会专家们围绕“中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这一主题,展开了两场冷静而审慎的圆桌探讨。
第一场会议由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主持。周教授谈到,山东大学人类学系的建立,是人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其对于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都是甚有意义的。那么,如何在中国发展人类学这门学科,其未来如何?带着这个问题,在场的诸位人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类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表了各自的理解,并表达了相互的期许。
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首先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处境与地位,即其介于社会学与民族学之间的二重性做出评价,对人类学的价值观回归寄予新的期望,并对其作为一门关于人的学科的知识论意义给予强调。他告诫我们切勿固步自封,对知识的理解莫要陷入专业本身。
那么,在中国人类学究竟该如何发展,为什么应该发展,以及在中国发展这门学科具有哪些条件。清华大学景军教授提出了这一系列问题,从人类学的总体性、文化相对论的价值取向、和人类学的应用性这三个方面予以回答。景军教授将人类学的发展落实到社会、学校、国家的不同层面,指出其对于综合理解社会问题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且,他还以其长期从事的艾滋病、自杀等研究为例说明了,立足实际且能创新的人类学的应用研究既能够发挥人类学的学科传统,也能体现它的社会相关性,实现学理与应用之间的精彩结合。
沿着这个话题,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将目光放到“山东”这一场域之中。彭教授谈到,传统上以为人类学是专做“好汉”与“乡野”的,但是,
实际上,“圣人”在整个中国价值体系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心地区”、“圣人体系”与“主流的价值观”是山东的人类学发展可以抓住的一个线索,是我们可以对世界人类学有所贡献的地方之一。
回归到不同地方的本土特色,南京大学的范可教授与复旦大学的纳日碧力戈教授则从民生问题与学者的定位等角度谈及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范教授认为,南京大学与山东大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离少数民族聚居地较远。基于此,他也提醒大家改变成见,即人类学的研究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研究,并进而推及,“中国的人类学应该更多的是现实问题,不能纯粹的停留在象牙塔里”。因此,他认为,学者要带着民生问题的切实关怀,为中国的正义与公平做出人类学的贡献。纳日碧力戈教授也从“民族”谈开去,他认为,我们要把民族放到一个基本的生存层面上加以研究,从尊严、共生、平等的角度给予关注。从符号化的文化转移到具体的物象,是纳日教授的一个转折。他从人类学的民生关怀、生命关怀与尊严关怀出发,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人类学的学科想象力、社会关怀力与经验观察力,特别是人类学作为一门哲学的知识力。除了“民生”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海洋教授则更关注“民权”,强调以人类学的研究他者以自省的方式,承认多样性、多元化,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制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发展决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红光教授将关注点返回到人类学的学理之上,从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制约谈及学科传统与未来的走向。罗教授指出,人类学作为二级学科,受到社会学与民族学的双重制约,但是,我们不能总是纠结于此,因为人类学的传统实际上比我们想象和认识的要更加深厚。因此,我们有必要为人类学正名、正意,在学理上不以研究对象本身为限,不画地为牢,建设一种承前启后的学术研究模式,担负起人类学的使命,发挥它与其他学科对话与对抗的能力。身处跨学科领域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对此颇有认同。他从中西人类学比较的角度,从人类学的意义、社会应用性与具体的课程设置三个方面,讨论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中国意义。他认为,人类学在美国社会中具有普及性,这种通识对于理解与欣赏多元文化甚有意义,对于数十年间改善美国的种族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类学在中国对于民族关系研究也颇具相关性。陈教授就人类学系的教学与课程设置发表看法,并对山东大学人类学系的区域特色与立足点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央民族大学的潘蛟教授独到地指出,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不再是少数民族、民族院校的专利,中国的综合性大学也开始建立民族类的研究机构,这类知识是共同的关怀,未来会成为公共知识。
中国的人类学发展及其与海外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一些青年人类学家的关注,得到不同层面的回应。复旦大学的潘天舒教授则就国内人类学的“洋跃进”说开,谈到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包袱”,强调人类学要与其他学科的人类学意识共存。中山大学的朱健刚教授则从人类学者的人群危机感论及中国学科发展中的学术政治,没有一级学科以及不被看做科学使得人类学往往被看低。朱教授认为,作为一门整体性、包容性的超级学科,人类学家有必要保持文化批判的态度,开创建设性的冒险事业,发挥人类学的慢精神,回归一种公共人类学的研究,增强社会议题的价值导向。清华大学张小军教授也谈到人类学的公共性,其出学入世的特点,及与社会的实际相关性。同时,他也提醒大家扎实治学,不要被人类学的弱势化地位牵引,变成忽悠的学问。
在这样的一些弱势,乃至混乱的状况下,如何在国内与国家的双重背景下有效地发展人类学?南京大学邵京教授结合国际人类学界的发展背景对混乱之下出秩序给予期望。他认为,人类学家要明确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在学术脉络中塑造自己的秩序。同时,不要忘记自己在哪里,我们的文化在哪里,自身文化中的巨变也是人类学家应当关注和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赵丙祥教授也认为,人类学家不必只在学科内部讨论问题,要实现学科间的整合,汲取其他学科的优点,对社会问题加以综合研究。因此,他以自己所做研究为例,说明结合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如皇权、教化)与人类学的文化思考,把人类学的话语和政治史、文化史、党派历史整合在一起进行探讨的可能性与意义。中山大学孙九霞教授则从自身的游离感说起,谈到人类学内部的不同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人类学的系所发展表示乐观。浙江大学刘志军教授则从人类学独特的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出发,对在中国坚持人类学的长期参与式田野调查寄予期望。
最后,周大鸣教授总结,中国的人类学,必须要能够求同存异,严格做学问,精诚求资源,齐心协力地实现学科发展。而且,他也认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人类学在中国应有的发展是脱节的,中国的发展要求它必须要对我们自身的文化和周边国家地区的文化进行更多的了解,并且要以变化、流动性、国家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民族、文化等发展。
第二场圆桌研讨会由华东师范大学王富文(Nicholas Tapp)教授、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主持。
王铭铭教授首先对上午的第一场研讨会做总结发言。他认为,大家讨论的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建立一个系首先要处理好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其二,人类学究竟是应该以应用性为主还是以理论基础为主。带有历史印记的南派学究式研究与北派应用式关怀之间的关系,是他抛出的一个引言。围绕“中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结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史,下午的研讨会呈现出更为自由的发言风格。无论是王铭铭教授所言的中国人类学的“乐观派”还是“忧郁派”,与会学者都能落实到踏实的田野素材,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展示了领域更宽阔、视野更多元、学理更明确、分析更谨慎的学术思路。
就学科间关系而言,潘蛟教授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给予重申,认为民族问题不仅仅是民族院校的事,当今,民族学也不具备把人类学纳入到自身体系的可能性,人类学要处理的更重要的是处理与他的一级学科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景军教授则从学科问题、学科比较问题、国际人类学发展、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跨文化研究经验和文化批判等几个说明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前景,特别是其在中国的社会相关性与应用意义,以及推动人类学事业发展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他的见解说明了,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中国有特殊的学科建制,国务院学术委员会与人类学发展,专业学会建设,以及专业联合会的专门管理等都值得人类学家认真考虑,最终实现自下而上的个人努力。结合中国海外发展的背景,景军教授指出,人类学有必要发挥其文化批判的关怀,开展海外研究,为经济发展提供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注重尊重他者文化的路径。山东大学胡宗泽教授也谈到人类学发展史与殖民传统的关系,论及非洲人眼中的“中国”,提出要加强与海外人类学机构之间的联系,共同开展海外研究。王铭铭教授回应,海外研究与海外研究机构是必要的,相比其他学科,人类学可以做的是区别于掠夺式的研究,认清自己的文化限制。纳日碧力戈教授接续这一话题,认为人类学还可以在海外研究中拓展跨境族群的文化比较研究,特别是思维方式的比较与深层的文化逻辑的比较,将海外研究与海内研究结合起来。
对于“海外研究”,彭兆荣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把关注点落实到山东大学的人类学发展之上。他认为,人类学可以秉持文化理性的思路,在中国“走出去”的战略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山东大学要建立自己的研究特点,并将人类学的文化理性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和少英教授根据在云南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经验,以跨境人口流动与东南亚的区域研究成果为例,说明了学科整合与跨境研究对民族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下午研讨的另一个要点是围绕中国文化建设的号召发表的人类学探讨。王铭铭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中的“文化”更多的是与经济利益相连的,与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文化”是有不同的,乃至冲突的。胡宗泽教授回应到,人类学有不同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独特的价值观和跨文化关怀,国家的文化建设政策有助于人类学获取官方资源。同时,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也有助于接受人类学训练的学生从事相关工作。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话题则是人类学的学术品格。罗红光教授回应了上午的研讨,重提人类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学的学术品格是在田野调查中形成的,但是,我们除了要会和老百姓沟通,还要学会与政府对话的能力,掌握话语权。他还提出通过人类学夏令营等方式建立知识共享的公共平台。张小军教授也肯定了人类学的批判性,同时指出学科的建设性尚显不足。潘天舒教授对复旦大学试图建设一种学科对话图景的努力做了展示。他以一些考古学的例子说明了,人类学研究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意义,而其他学科的研究也常常需要人类学方法的运用。麻国庆教授从中山大学的人类学本科专业历史与现状出发,以更为实践的角度表明,人类学的学理与田野调查方法,对媒体、博物馆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社会应用性非常明显。他也寄语,学科之间要有共生的态度,不必分得过于清楚,要找到巧妙发展的路子。香港大学曹南来博士对人类学的价值观和应用性等也做出回应。他从香港大学的学术评价体系谈起,以学术的资本主义化为例,重新思考人类学的学术品格。张海洋教授对其近些年研究的少数民族权益保护做了一定的总结,对于人类学的学术品格在国内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所能提供的视角做出说明。
研讨会末,王铭铭教授总结道,根据哲学的要求,人类学的贡献可以是更大、更宽广的。在山东,乃至在中国如何发展人类学,仍值得我们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人类学界诸多专家到会,倾心一谈,冷静地向我们呈现了人类学发展的宏观蓝图与田野规划,这对于人类学的综合发展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四:专题讲座
2011年11月27日,为庆祝山东大学人类学系的成立,哲社学院邀请活跃在中国人类学界的四位专家做了专场报告,与校内外师生展开面对面的交流与互动。
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首先做了题为“关系结构下的民族志”的学术报告。
王铭铭教授首先表达了他对山大人类学系成立的祝贺与期望,接着回顾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史,共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海外人类学家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类学创建时期的反思与批判;二是西方主流人类学对自己学科创始者方法论体系的批判。王铭铭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仍处于发展和上升阶段,在理论体系及方法应用上仍需不断批判完善,体现时代性与创新性。当今世界是一个关系更为密切的世界,人类学不应该只注重民族志内部逻辑,而更应该关注其研究对象与另一单元在更大社会背景下的关系。
接下来,王铭铭教授结合自身研究与经历重点阐述了关系结构视野下的民族志,共分为四大部分:一是前后关系,即重视前后社会体系之间的关系,每一个社区社会都是不断再生重建的,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与传统的标签将他们隔离开来。王铭铭教授还举例谈到庙的重建,他认为,1980年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庙宇重建热潮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一个核心,庙的重建代表着当代的实践。二是左右关系,即在研究中如果聚焦于一个共同体内部,要看到同一个共同体内在的差异。以中国为例,中国自古就有男左女右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既定的政治与思想形态,男性与女性因为左右位置的不同分别被赋予不同的权利与地位,并相互交流对话甚至斗争。三是上下关系,即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普遍的等级制度,正如建筑物有高有低,人物有大有小,当今社会是一个等级构成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上下代表着着权利与地位的高低。即使再偏远地区的文化也具有外向性,通过对外的依赖形成一种对“上”的敬仰。最后是内外关系,他认为,没有一个共同体不是生活在所谓的“内外关系”之中,内部的在生产依赖于外部的作用。他以研究村庄中的民间宗教为例,指出在研究中“不能单只研究它固定于当地的那个“社”祭的仪式,还要研究“会”,即人们怎么结盟、怎么通过仪式来串连沟通,更要研究这些村子广泛存在的朝圣仪式。
第二场报告是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的“穿越成年礼的中国医学人类学”。
讲座之初,景教授带领大家回顾了医学人类学在中国最初起步的研究,当时的带头人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1899—1967)和人类学家许?光(1909—1999)。在当时的单线进化论思想影响下,人类学家对所谓的迷信和宗教进行了区分。前者是民众纯粹为了摆脱疾病而产生的信仰及其仪式,后者则是把疾病视为神明(上帝)对自己的考验。后来,建国初期的中国为了组织民族识别工作,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体测量研究。当时的工作目的主要是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所谓人种问题以及民族的起源、差异、迁移、互溶等问题。上述两个阶段的人类学研究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景军教授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医学人类学目前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和研究方向。具体来说,他讲到了目前国内出版的医学人类学教材、国外医学人类学名家的重要译著。之后,他利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的数据,分时段分析了近年来医学人类学论文和著述的发表情况。对于知名学者的优秀研究,他也向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如著名人类学家庄孔韶先生的《虎日禁毒》一书及相关纪录片《虎日》,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吴飞副教授针对华北地区农村自杀问题的研究《浮生取义》等等。
最后,景教授对医学人类学今后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展望。他强调在现代医学过程中,人类学家应该关注身体和疾病的文化意义,病人并不仅仅是现代医学技术和仪器之下的没有痛感和声音的无名者。人类学的研究应该秉持整体论和文化相对论,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更为广阔的田野探索。
11月27日下午,首先是范可教授的学术报告“跨国领养与跨文化的家”。范可教授首先对跨国领养进行了介绍,跨国领养(transnational
adoption)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到海外领养子嗣。来华领养(China
adoption)是指到中国进行跨国领养。最早到国外进行领养者多来自如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接下来,范教授对美国公民领养的过去和现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范可教授认为,领养指的是通过法的或社会认可的方式,收养与自己有亲缘关系或没有亲缘关系的人为子女。在欧美文化中一直存在着领养现象,但其原因与“香火”无关,可能与基督教传统有些关系。美国公民的领养儿童的国家在不断发生变化,这与国际政治背景有关。二战以后,美国军人领养战争遗孤。朝鲜战争之后,韩国很快取代欧洲国家成为最大领养儿童输出国。越战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中南半岛国家在战后迅即成为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美国公民到中国领养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被美国家庭领养的中国孩子的数目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迅速增加,现在中国成为跨国领养孤儿最重要的国家。最后,范教授对跨国的家的认同和构建进行了分析,范可教授认为“家”(home)与“家庭”(family)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情感的,如果落实到具体的空间,家就是一个情感互动的场所(site);后者则可以是亲属谱系以及义务与责任意义上的概念。领养有中国孩子的美国父母们组成FCC社区,努力培养他们的孩子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这种培养方式主要立足于建构一个具有中国文化氛围的家。实质上这样的家是跨文化的,但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家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也可以是跨文化的。可以想见,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的孩子将在某些方面具有别人所缺乏的优势,将在促进中美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上,甚至在两国关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随后,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海洋教授作了题为“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学术报告。张海洋教授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发展视角,一种是“社会发展史”,也就是线性的、排他性的发展模式;另一种则是包容的、循环的多元主义的“文化生态学”视角。现代化的进程的确能够激发人类不断向前,但我们同时也要懂得厚德载物,要充分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好处。
 张海洋教授着重提到了少数民族以及保护少数民族权益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少数民族才有了历史文化大传统。少数民族决定了中国的自性本位。没有少数民族就没有过去的和现在的中国。少数民族还能决定中国的边疆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再生产即传承安全、国家形象、国家权益和国际地位。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世界上,中国离开民族文化多样性,就从理论说不清自己的边疆权益合法性,实践上不能捍卫边疆权益,更不能实现外向型发展,包括生态和生意。
回应人类学的华北研究和华北的人类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是次研讨会从“中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出发,为山东大学如何发展人类学专业,山东大学人类学系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特色等提出了诸多建议。华北作为“中国核心”与圣人源地如何为人类学提供了不可忽视的文明思考和经验素材,尚需人类学者做出更深一步的开拓性探索。

(山东大学人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