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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清媚: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宗教与社会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19日第368期


教会与王权相互支持与制约

  由于受到中国封建制度影响,西双版纳教会与王权结合的纽带自有其特点:1.佛寺体系依附于封建体系,其教区与封建领主势力范围一致。2.宣慰街的中心佛寺为全版纳等级最高的佛寺,但不能直接支配其他各勐(指西双版纳封建领主统治的领地)的中心佛寺;各勐的中心佛寺没有等级之分。3.每个勐的中心佛寺具有对勐内村寨佛寺的监管权力。中心佛寺设有“窝舒拉扎”堂,是集合各村寨佛寺召开会议和处理宗教事务的机构。4.僧侣的等级从上往下分为十级:“阿嘎门里”、“松领”、“常卡拉?”、“沙弥”、“祜巴”、“都”(意为“佛爷”,又分为“都革”和“都刚”)、“帕”(意为“和尚”,又分为“帕革”和“帕囡”)、“科永”(预备和尚,即已住入佛寺但尚未取得“和尚”资格的小孩)。“勐”级以下的人,即出身并非土司血亲的人,不能升任“松领”或“阿嘎门里”。5.所有佛爷都接受佛寺所在地的领主或官吏的监管。“祜巴”以上级别无论任命、还俗或犯错,都须由宣慰使许可或惩罚。

  由上可知,封建制度和教会体系的相互嵌合依靠彼此制约实现。一方面,通过血统决定高级僧侣,限制了以知识作为教阶标准起作用的范围,加上行政机构对僧侣的严密监管,妨碍了一个全版纳大教会的出现。另一方面,教会通过教育系统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整合,并试图抵消血统的特权。无论土司、贵族还是平民,只要家中供得起,男子在年约7岁时都要进入佛寺学习,一般至十六七岁升为都刚,大多数人升为都刚之后不久就还俗。这时他们能识傣文,了解一些佛经基础和戒律,被认为具有社会人的资格。僧侣是受到人们尊重的群体,级别越高,威望越大。教会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平等主义的理想。

  儒学冲击以佛教为主导的知识体系

  在明清两代,土司制度并不是西双版纳单一的治理制度,与之并行的另一制度是科举制。后者以府州县学的设置为基础,配合历次改土归流将儒学推进。土司制度从设立之初就伴随着改土归流。清雍正四年,在鄂尔泰主持下,西南“改流”出现高峰。鄂尔泰在滇边地区采用先革土司、后剿倮夷的方法,从西往东推进,深入澜沧江内孟养、茶山。此次“改流”之后,科举制度在西南获得重要保障。在康熙二十二年时,云南土官族属子弟及土人科考应试3年一次,共取25名。从雍正元年开始,西南遍设学府,童生比例加额,贡生规模增长很快,出贡的年限也不断缩短。到了光绪年间,因科考人数太多,不得不将本地考生和客籍考生用卷分开,并严格审查考生籍贯,以打击冒籍进考。

  对西双版纳而言,此次“改流”影响深远:1.车里宣慰使归普洱府统辖,实际等级下降。2.车里宣慰使所统各勐领主,因随军征战有功,授予土守备、土千总、土把总(正七品)、土便委、土目各若干人,均及身而止,后嗣降等承袭。这种册封实权很小,后来不少小土司因嗣绝或被诛革职,就彻底废土为流了。3.影响了十二版纳的重新划分界定。鄂尔泰将思茅、普藤、整董、猛乌和橄榄坝称为江内各版纳,在此基础上实行改土归流,实际上这些地方只是江内四个版纳的一部分,各自都不能称为版纳。到乾隆五十年,车里宣慰使的议事庭会议决定重新划分版纳,承认除思茅和六顺、猛乌和猛得仍旧合为一大版纳之外,整董、普藤、橄榄坝均为独立的大版纳。流官统治的区划逐渐成为各贵族领主新的势力范围形成的依据。4.在普洱府成立府学。这意味着儒学进入版纳的力度加大,开始有力地冲击当地以佛教为主导的知识体系。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佛教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当做以礼化俗的对象。

  到民国时期,边疆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大批汉人进入版纳附近的六顺、宁江、镇越、佛海、南峤等县,土民能说汉话者至少有1/3;一批到边地来的知识分子和茶商,以及车里土司都为推广现代学校出力。在此种趋势之下,教会亦不能不做出改变,除接纳新式教育进入佛寺之外,还允许在大佛寺中成立短期的师资培训班,挑选15岁左右、具备一定傣文水平的大和尚为培训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民主改革的完成,西双版纳原有的封建体系解体,随即出现了一些替代性组织,将教会与社会重新关联在一起。如1958年“大跃进”中,不少村寨暗地里赕佛,还组织社管会(公社管理委员会)或社干会(公社干部管理委员会)管理佛寺。这些社管会或社干会后来逐渐常规化,替代了封建贵族和头人对寺庙的监管功能。1980年代随着政策放宽,西双版纳的宗教活动再度活跃起来,几乎村村要求建寺修塔。这不仅是来自社会的要求,更重要的动力是来自佛教自身的改革。后者可追溯到民国时期由杨文会和太虚和尚发起的改革运动,他们曾尝试在中国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佛教教会以应对现代性冲击。这一努力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痕迹,包括对僧伽提供现代教育,由教会实施社会的、弘法的慈济工作,以及以居士为主导的各种社会慈善服务等。目前,在西双版纳总佛寺下设立的预防艾滋病的宣传组织“佛光之家”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教会与社会相互适应是西双版纳社会的生存策略

  通过上述简要的历史线索,可以看到西双版纳教会与社会关系在两个历史阶段中的变化。在鄂尔泰“改流”之前,西双版纳已有相对稳定的双重结构,这既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宗教宇宙观意义上的。土司作为土地之主是当地社会丰产的前提。西双版纳流传一句谚语:“没有召(王)的土地谷子不会黄。”也就是说,通过土司,土地得到广布丰产的灵力,为社会所共享。继而,通过社会中个体的功德流向教会,从而实现了教会对社会的规训和约束——因为功德的大小和救赎的途径是由教会决定的。

  在改土归流之后,科举制和流官制一起试图将国家自上而下的统治轨道贯穿起来。清朝在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上并没有走向一体化的极端,而是相对宽纵各种教会社会的发育;同时又通过儒学教育和土司制度维持车里社会的向心力。在此意义上,教会体系和封建体系互相连接的关系不仅是一种相互制衡,还构成了互相支持。可以说,在西双版纳,教会涵养了社会,并成为了国家和社会进行对话的中介。正是依存这些关系,教会得以保有重建和恢复的空间。

  在西双版纳,经历变革后,社会总要重新发育出它与教会相互适应的关系来。教会在产生之后一直支撑着社会结构,为其孕育文化精神。这与涂尔干所主张——社会即教会,先构建社会才能有宗教的余地——的观点不一致。教会与社会的相互适应才是历史上西双版纳社会的生存策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