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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玉:沈从文与形象史学



  历史遗留下来的实物和图像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又是历史的一种生成和展演方式,运用这些形象性的材料来研究历史,不仅能拓展“论从史出”的史源基础,而且能为读者打开一条视觉性的“接近”历史的通道。我们所倡导的“形象史学”,便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具体来说,形象史学指的是运用传世的包括出土(水)的石刻、陶塑、壁画、雕砖、铜玉、织绣、漆器、木器、绘画等历史实物、文本图像及文化史迹作为研究对象,并结合传统文献整体考察历史的史学研究模式。这是对以往物质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性提炼,更进一步说,主要是对在物质文化史领域卓有建树的沈从文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的发扬。

  由于长期浸润于汗牛充栋的文物世界,蕴养了沈从文“非正统”历史学家的独到识见。他把所接触到的石刻、陶塑、壁画等统称为“形象材料”。在他眼中,这些形象材料既不是史学研究的“边角料”,也不是仅供收藏和把玩的文物,而是古代政治制度、文化礼仪、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多方面的综合结晶,是一部形象生动的中国物质文化的发展史。他认为,重视这些形象材料,从大处说,可以补充我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加深我们对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认识;从小处说,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沈从文指出:“从史学研究传统习惯上说来,历史变与常的重点,还停滞在军事政治制度原则的变更上……换言之,即依然是以书证书,从不以物证书。”他主张史学研究应突破这一局限,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开创。

  不谈结论,先谈实物

  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早在青年时期便已显现。在自传中,他称自己18岁湘西从军时,专门负责打理长官的文物收藏,这是他最早通过形象材料“学习历史的地方”。在他看来,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只有相对可靠性;相比之下,形象材料则丰富得多,并且地下出土的东西是“活”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手和多样化的史料。他认为文史研究要取得新进展,便要更广泛地利用形象材料,“先不注意文献,而是只从出土的材料来看问题;不谈结论,先谈实物”。这一提法无疑是大胆的,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把历史实物与图像放在了研究的主位。按照这一思路,他在展子虔《游春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问题的研究上,从名物制度和手工技艺等角度对作品所属年代进行考证,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先看实物,再下结论,是需要相当丰厚的知识储备的,只有对相关制度、生产技术等有了通盘的了解和把握,才有可能深入到具体研究,否则便会有无从下手的尴尬。

  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

  形象史学研究不仅关注形象制作、生产、传播的过程,同时也关注制作工艺、生产方法的变迁及与之相关的时代背景、风格特质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对文化的发展史形成整体性认知。这也是沈从文多次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

  1980年,沈从文在美国演讲“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时,便谈到形象研究的全面性、整体性等问题。他说:“进行历史研究尤其涉及历史实物与图像的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并注意它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明白生产工具在变,生产关系在变,生产方法也在变,一切生产品质式样在变,随同这种种形成的社会也在变。这就是它的发展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虽或多或少受材料和技术上的限制,小有不同,但基本上是彼此相似的。这就是事物彼此的相关性。单从文献看问题,有时看不出,一用实物结合文献来做分析解释,情形就明白了。”

  他认为把自己束缚在一个狭小孤立的范围中进行研究,而缺失“眼光四注的热情和全面整体的观念”,便无异于“用手掌大的网子从海中捞鱼,纵偶然碰中了鱼群,还是捞不起来的”。

  “用手掌大的网子从海中捞鱼”,这一比喻非常形象地指出了“专门之学”的通病。这同苏轼“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其实是一个道理。由此不难看出,他一再强调的是学术研究的多学科结合与贯通问题,即打破学科界限,开展多学科协作。要以己之“有涯”的知识来研究“无涯”的形象材料并有所突破,最切实可行的方法便是将实物、图像、文献结合起来研究。

  实物、图像、文献三结合

  沈从文虽然没有提出“形象史学”的概念,却是形象史研究的力行者和开拓者。如他提出实物、图像、文献三结合的观点,便是在研究方法论上的重要突破。

  所谓实物、图像、文献三结合,实际上是他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推衍和发展。他认为,这一方法的运用使古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也树立了新的工作指标,尤其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出土材料类型的增加,更需要研究者放开眼界,加深对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的认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思想’问题,值得全国治文史的专家学人,正视这一件事情”。

  他反对继续沿袭以书注书、不和实物联系的“右文轻物”的研究方法,主张将由少数知识分子手中产生的“文史”与由万千劳动者手中产生的“器物”结合起来,做到兼爱并重,善假于物,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做不仅能使专门之学避免沦落至“为长者折枝”的尴尬境地,而且还能呈现出“挟太山以超北海”的大气度来。不过由于形象材料相对分散,牵涉面又较广,往往用力虽勤,见功不易。他认为,只有“集中各方面人力,分工合作,兼途并进,在一段较长时期中,共同来打个比较扎实基础,才可望把工作逐渐推进,认识上一改旧观”。

  综而观之,沈从文在三十余年的博物馆工作中,对数十万件的实物、图像、壁画、墓俑等文物经手过眼,这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再加上他本人丰厚的文史知识和对史学传统积习的深刻体会,使他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摸索出一条实物、图像、文献三结合的“比较唯物实事求是的新路”。他本人亦循着这条新路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丝绸图案》、《战国漆器》、《唐宋铜镜》等多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著。正是因为他在形象史研究上的成就,有些研究者称其为“形象历史学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