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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人类学译丛第一辑出版

由王铭铭教授主编的“古典人类学译丛”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第一辑,该辑包括以下书目:

1.马雷特:《人类学与古典学:牛津六讲》
2.克拉克洪:《论人类学与古典学之关系》
3.史密斯:《大象与民族学家》
4.莫斯:《论祈祷》
5.弗雷泽:《火起源的神话》

(本网讯)


附:“古典人类学译丛总序”

古典人类学指近代学科发生伊始(19世纪中叶)出现的最早论述类型;就特征而论,它大致相继表现为进化论与传播论,前者考察人文世界的总体历史,主张这一历史是“进化”的,文明是随时间的顺序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后者叙述人文世界各局部的历史地理关系,视今日文化为古代文明之滥觞。
“古典时期”,人类学家广搜民族学、考古学与古典学资料,心灵穿梭于古今之间,致力于解释改变人文世界“原始面目”的因由,他们组成了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一代风骚。
抱持远大理想,古典人类学家对人文世界的整体与局部进行了历史与关系的大胆探索。
兴许由于理想过于远大,古典人类学家的探索有时不免流于想象,这就使后世学者有了机会,“以己之长攻其之短”。
20世纪初,几乎只相信直接观感的人类学类型出现于西学中,这一人类学类型强调学者个人的耳闻目见,引申实验科学的方法,将之运用于微型区域的“隔离状”的研究中。
这一学术类型被称为“现代派”。
现代派并非铁板一块。虽则现代派崇尚的民族志基本依据对所谓“原始社会”与“乡民社会”的“田野工作”而写,但学者在分析和书写过程中所用之概念,情愿或不情愿地因袭了欧洲上古史既已形成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曾在古典人类学中被视作认识的“客体”得到过考察。另外,在现代派占支配地位的阶段,诸如法国社会学派的比较之作,及美国人类学派的历史之作,都更自觉地保留着浓厚的古典学派风范,刻意将观察与历史相结合。
然而,现代派的确使民族志方法流行起来,这使多数人类学叙述空前地注重小写的“人”,使其制作之文本愈加接近于“普通人生活”的复述。此阶段,“直接观察”、“第一手资料”的“民族志”渐渐疏远了本来富有神话、宇宙论与历史想象力的大写的“人”的世界。
现代派“淡然”远离人文世界渊源与关系领域研究。这一做派到1950年代至1980年代得到过反思。此间出现的新进化论派、新世界史学派及新文化论派,局部恢复古典派的“名誉”。
可是不久,这个承前启后的学术“过渡阶段”迅即为一股“洪流”冲淡。后现代主义给人类学带来“话语”、“表征”、“实践”、“日常生活”、“权力”等等诱人的概念,这些概念原本针对现代派而来,并偶尔表现出对于此前那个“过渡阶段”之成果的肯定,其“总体效果”却是对于现代派对于“大历史”的否定的新变相(也因此,后现代主义迅即被众多“全球化”的宏大叙述替代,并非事出偶然)。
当下西学似乎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学术的进步之举步维艰,而学者的“创造力自负”和“认识革命迷信”依然如故。
在中国之学界,古典人类学也经历了“漫长的20世纪”。
进化论思想曾(直接或间接)冲击清末的社会思想,并于20世纪初经由“本土化”造就一种“新史学”,对中国民族的“自传”叙述产生深刻影响。接着,传播论在清末以来的文化寻根运动及1920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心的民族学研究中得到了运用。西学中出现现代派不久之后,1930年代,以燕京大学为中心,一样地随之出现了建立现代派的运动,这一运动之一大局部,视现代派民族志方法为“学术原则”,对古典派冷眼相看。与此同时,本青睐于传播论的中国民族学派,也悄然将以跨文明关系研究为主体的传播论,改造为以华夏古史框架内各“民族”之由来及“夷夏”关系之民族史论述为主干的“民族学”。
“中国式”的社会科学“务实论”与历史民族学“根基论”,消化了古典人类学,使学术逐步适应于国族建设的需要。
1950年代之后,古典人类学进化论的某一方面,经由前苏联再度传入,但此时,它多半已从学理转变为教条。
而学科重建(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再度进入一个“务实论”与“根基论”并重的阶段,一面纠正1950年代出现的教条化误失,一面复归于20世纪上半期学术的旧貌。
学术的文化矛盾充斥于我们亲手营造的“新世界”——无论这是指世界的那个方位。在这一“新世界”,搜寻古典人类学之旧著,若干“意外发现”浮现在我们眼前。
经典中众多观点时常浮现于国内外相关思想与学术之作,而它们在当下西学中若不是被武断地当作“反面教材”提及,便是被当作“死了的理论”处置,即使是在个别怀有“理解”旧作的心境的作者中,“理解”的表达,也极端“谨慎”。
而在今日中国之学界,学术风气在大抵靠近西学之同时,亦存在一个“额外现象”——虽则诸多经典对前辈之“国学”与社会科学论著以至某些重要阶段的意识形态有过深刻影响,又时常被后世用来“装饰”学术论著的“门面”,但其引据对原版语焉未详,中文版又告之阙如(我们常误以为中文世界缺乏的,乃是新近之西学论著,而就人类学而论,它真正缺乏的,竟是曾经深刻影响国人心灵的原典之译本)。
文明若无前世,焉有今生?学术若无前人,焉有来者?
借助古典派(及传承古典派风范的部分现代派)重归人文世界时空之旅,对于企求定位自身世界身份的任何社会——尤其是我们这个曾经有过自己的“天下”的社会——而论,意义不言而喻。
译述古典派论著,对于纠正“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学术作真正的积累,造就一个真正的“中文学术世界”,意义更加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