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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琪:历史的文化与文化的历史——读《向修昔底德致歉》


没有文化,就没有历史。反之亦然。 ——马歇尔∙萨林斯

 

  《向修昔底德致歉》(Apologies to Thucydides) 是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于2004年出版的一本大部头著作。在此前的诸多论著中,萨林斯的学术理路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的方面:第一,对遍及人类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鞭挞,以及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重新树立起“文化”概念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第二,在历史人类学的脉络中,质疑各种传统的二分法,如“个体——集体”、“事件——结构”等,并由此提出一种更为综合性和更具包容性的历史人类学。 这两个主题,在《向修昔底德致歉》一书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综合与深化。
  在导论开篇的第一句话,萨林斯就表明了全书的宗旨,“这本书是关于人类学家的文化概念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并且,反之,随着论述的展开,也阐明了文化研究中历史的某些价值” 。文化和历史之间相互嵌入的关系,是贯穿全书始终的主题,而这种关怀针对的直接对象是古希腊学者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一书,尤其是修氏书中的历史观念。对修氏的批判与反思,构成了萨林斯论述的起点。
萨林斯指出,修昔底德可以被称为“西方历史学之父”,他开创的史观到今天为止仍旧主宰着西方历史学界。这种史观的根本特征在于,从每个人天生的利益趋向出发理解普遍的人类历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随着17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修昔底德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修氏对于人性的假设与霍布斯及以后思想家的人性假设相互契合,共同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合法性的证明——前者从“普世历史”的角度,后者从宇宙观的层面。但是,萨林斯指出,就从修氏本人对于斯巴达人的描述出发,这种人性的普遍假设就是值得质疑的。斯巴达人是慵懒的,保守的,无欲无求的,它为受利益驱动的人性假设提供了反例,证明了所谓“内在于人性”的东西其实恰恰是文化建构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萨林斯指出,修氏的历史学其实更是对于实践理性的文化相对性的证明,而不能说明某种实践理性拥有普泛化的合理性。
  在展开具体论述之前,萨林斯首先进行了一些方法论上的澄清,这或许是回应“后现代”对于传统人类学“主位”方法的质疑。在萨林斯看来,首先,人类学家需要承认,不存在纯粹的主位观点,他们也不可能真正从当地人的视角看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萨林斯指出,承认人类学家自身,承认他所受到的时空和文化限制,恰好是创造性理解(creative understanding)的起点。在这里,萨林斯借用了巴赫金“外位性(exotopy)”的概念。这个概念本是指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相对于作者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丰富了文本本身的意义,而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的理解也同样如此。只有在另外一个文化的眼中,陌生的文化才会更完全和彻底的揭示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人类学家的立场不仅不是一个障碍,反而是一种促进。“理解另一种文化,需要另一种文化(It takes another culture to know another culture)”。在这里,萨林斯带我们回到了内在于人类学学科体系中的理想,即通过关照他者,获得对自我的深刻理解和反思。
在提纲挈领的介绍之后,我将更细致的考察萨林斯展开论述的详细过程。事实上,将深刻的理论思考蕴含在生动而精彩的故事之中,正是本书极大的精彩之处。下文的介绍无法穷尽每一个细节,更无法像萨林斯一样在理论和故事之间游刃自如,但将力求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展现扣人心弦的叙述和精辟入里的分析给阅读带来的快感和魅力。

一.对“人性说”的驳斥
  1843至1855年间,斐济岛上的两大强国——博(Bau)和热瓦(Rewa)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最终形塑了斐济岛的政治格局。与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对应,萨林斯把这场战争称为“波利尼西亚战争”。毫无疑问,这两场战争有着许多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修昔底德和萨林斯进行历史描述的出发点却完全不同。修氏相信,它笔下的历史需要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都具有启发性,因此,他放弃了不同的文化差异,转而强调人性本质上的共同之处——即对权力和利益的渴求。而萨林斯则认为,修氏这种历史观是“实践理性”的,不同社会的文化差异不应该消失在历史文本之中,反之,这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
  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和斯巴达的不同仅仅在于“国民性情”的差异,然而,萨林斯尖锐的指出,所谓“国民性情”只是表面的借口,在更深的层面,这种差异是被文化秩序的差异所塑造的,而文化秩序的差异又是在两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中被界定的。在18世纪末的斐济,人们通常会把博比作不断行动和扩展的雅典,把热瓦比作静止不动的斯巴达。萨林斯指出,这种差异需要在社会结构的层面加以理解。事实上,热瓦的国家形态是斐济的典型代表,而博则是对这种常规形态的颠覆。热瓦建立在“两分”(dualism)的基础上,即作为国家最初拥有者的“土地人民”(land people)和来自外部海洋的统治酋长之间的二分,这种二分从国王本身,延续到国家内部不同的土地之间,再延续到同一块土地的不同村落之间,以及同一个村落的不同氏族之间——一句话,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在这种纵向区分之上,还存在着横向的二分,即“神圣国王”(the sacred king,Roko Tui Dreketi)和“战争国王”(the war king,Vunivalu)之间的二分,上述的酋长和人民之间的等级存在于每一个国王管辖领域的内部。这使得热瓦的政治形态呈现出一种“同心圆”的模式,从中心的酋长到与酋长相关的氏族,再到外部臣服于酋长的王国和人民,后者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自己王国的内部又重新复制这种同心圆的等级结构。通常情况下,神圣国王受到人们的崇拜,并在实际层面上管理着王国,而战争国王则通过武力行动,保卫王国的安全。
  博的政治形态则从两方面颠覆了传统的斐济秩序:第一,与博的海洋定向有关,在这里,“海洋人民”取代了“土地人民”的地位,成为了主要的依靠;第二,战争国王成为了实际的统治者,而神圣国王则只拥有仪式上的地位。萨林斯在博和热瓦的起源神话中为这种颠覆和差异找到了根据。“政治形态的对比就是亲属关系的差异。博对传统的违背是在与热瓦传统的系统性对比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确认。这个过程是共同演进的(coevolutionary),即葛雷格里∙贝特森提出的‘互补性的分裂创始’(complementary schismogenesis)的概念:基于否定的竞争,每一方都按照对方的对立面塑造自己。以这样的方式,博的生机勃勃和热瓦的保守主义相互依赖,因此,没有人能够在忽略一方的情况下写出另外一方的历史 。”
  这对于博和热瓦如是,对于雅典和斯巴达也如是。虽然在后者那里,政治形态的差异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但它们的历史也仍旧是在相互关系中写成的。“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言,文化差异与其说是孤立群体的创造,不如说是相互关系的产物。……决定就是否定(Determination is negation) 。”塑造自己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否定其它可能性的过程,这种否定又不是茫然的,毫无目标的,它针对的对象就是那个近在身边的竞争对手——这即是“互补性的分裂创始”的另外一种表达,每一方都要在竞争中证明,自己与对手一样好或者比对手更好,但同时,又与对手不同。
  在修昔底德看来,只有人性是不变的,而其它东西都是可变的,无论是亲属制度、政治制度、道德、宗教、情感或是语言等等,自我利益都会颠覆它们,或者是它们存在的“真正原因”。人性可以解释秩序和失序,结构和失范,文化的建构和解构,即一切东西及其对立面。在萨林斯看来,这种解释从出发点上就大错特错,它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完全相同的情景下,也会出现不同的选择,就像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那样。这种书写历史的做法从本质上而言是反文化的(anticultural),因此也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通过将所有“此时此地”的历史情境排除在外,它试图构建一种“永恒的历史”,但这恰恰否定了历史本身。
  在修昔底德那里,只存在原子化的个体和作为总体的社会,萨林斯认为,正是这种社会观导致了修昔底德对文化的忽视。“修昔底德的叙述中缺失的是与历史能动者的构建相关的一系列协调性的(mediating)制度和价值:即并接性或系统性的复杂关系,它赋予特定的人或群体以权威,由此将集体的命运限制在了特定的倾向之中……既然人们在文化上是不同的,并且在世界上的行动也是不同的,那么,要理解人类历史,就需要理解他们的价值和关系图式 。”社会并不是直接压在个体头上的庞大罗网,个体也不是绝对独立的生物,二者的关系通过文化建构的制度,在历史事件中得以体现。
  “诉诸于人性的做法贬低了人类生活形态的文化建构。如果修昔底德真的是历史之父,那么,历史从一开始就驱逐了真正的人类学 。”向修昔底德致歉,同时,抛弃他所开创的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历史编纂学,是走向“文化的历史”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萨林斯则更加深入的探讨了历史的发生和书写过程。

二.历史中的文化与能动性
  接下来,萨林斯探讨的问题是:谁在历史中行动?谁是历史能动者(agents)?修昔底德似乎刻意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总是“自如的”在二者之间转换,却并没有真正明确它们的角色。然而,萨林斯认为,如果要为理解历史提供某种理论基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至为关键。把抽象的讨论落实到具体层面,那么,问题即转化为:总体(totalities)和个体(individuals)分别会在什么样的结构和情境条件下成为历史创造者(history-maker)?萨林斯认为,概括而言,集体对应的是趋势(trends),而个体对应的是事件(events),或者说,历史主体的选择依赖于历史变迁的模式。为了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萨林斯不厌其烦的为我们描述了美国体育历史上一场堪称经典的棒球比赛。
  在1939年美国的职业棒球大联盟中,纽约扬基队(New York Yankees)一路领先的获得了冠军,没有挑战者,没有起伏波澜。在回忆这个赛季的时候,人们都把扬基队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历史的主体是集体。然而,十二年后,纽约巨人队(New York Giants)的夺冠路程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局面,在这个赛季,出现了“故事”,出现了“英雄”。
  在赛季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没有人认为巨人队还有可能获得冠军——他们落后了洛杉矶道奇队(Dodgers)十三场胜场,这几乎是不可超越的差距。然而,巨人队在赛季后半段一路狂追,直到把道奇队拖入了最后的加赛。加赛前两场,双方战成了1:1,第三场决胜场,道奇队又是一路领先,直到第九局(最后一局)下半段,比分仍旧是4:2。巨人队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一人出局,二垒和三垒上有跑垒员。在棒球比赛中,这正是最扣人心弦的时刻——既充满了具诱惑性的机会,又很可能一无建树。正是在这个时候,后来被载入史册的博比∙托马森(Bobby Thomson)在第二击中打出了那个在数年后仍被人津津乐道的本垒打。5:4,比赛在播音员狂喜的喊叫中结束,也宣告了这个赛季的终结。
  托马森成为了英雄,那么,是什么力量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萨林斯认为,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把关注点暂时从个体身上转移,回到社会结构之中。事实上,任何一个产生历史影响的个体,首先需要处于某个“位置”(position)之中,而“位置”则意味着一系列的关系,正是既存的社会关系把个体推向了历史舞台。萨林斯指出,按照个体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可以在两种能动性之间进行区分:一种是托马森那样的“并接能动性”(conjunctural agency),另一种是“系统能动性”(systemic agency),萨林斯认为,拿破仑是后一种能动性的典型案例。
  对于托马森而言,他之所以能够决定历史,仅仅在于“此时此地”的情境本身,“情境把他放在了引起重要改变的位置上,情境决定了他所做出的改变的重要性 ”;而对于拿破仑而言,他在历史中起到的作用则取决于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如果托马森没有打出那击本垒打,如果他被三击出局,那么,历史上将不会出现关于他的任何记载;然而,无论拿破仑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和事迹,他的行为对于历史而言都将是决定性的。“事实上,如果说博比∙托马森的英雄业绩是由情境构建的,那么,拿破仑则使情境成为了那样 。”只要拿破仑在那个位置上,就会持续不断的发挥出对历史的影响力,相比而言,托马森则只是短暂的英雄,他只会在一件事上被人铭记。
  然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无论在托马森还是拿破仑身上,我们都看到了社会的人格化体现(personified),这证明个体和集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勾连。在第一章中,萨林斯已经阐明了“原子化的个体”和“总体的社会”在理解历史时的困境,在这一章中,萨林斯一方面回溯了这种二分在西方思想史中的起源和流变,另一方面更猛烈的对这种做法加以抨击。萨林斯认为,这种二分的根源在于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是天生的罪人,而所有正面的价值都存在于压制人性的社会之中。在现代思想中,这种对立的二分被绝对化——或者是激进的个体主义,在其中,社会变成了手段,只有个体才是目的;或者是利维坦学(leviathanology),在其中,个体消解在了全能全智的社会总体之中。
  从亚当∙史密斯“看不见的手”,到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再到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超有机体”(superorganic)的概念,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脱离了“利维坦学”的窠臼。而今天,将这一派思想推向极端的,则是福柯对权力的解剖。当所有的社会组织和制度都成为了权力代言人的时候,文化就消失不见了。讽刺的是,当文化形式,即制度、结构、关系等仅仅只能通过它们所起到的压制效果得以理解的时候,最后剩下的又只有个体。“利维坦学”的出发点本是对个体的完全否定,但是,当社会系统消解在工具主义的溶液之中,唯一可供审视的,又是个体的形而上学。它造成了对社会和个体的双重否定:社会在权力的迷雾中消失,个体又从被压迫的底层升起。
  萨林斯认为,从本质上而言,社会和个体都是不可化约的,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现象秩序(phenomenal order)。然而,二者又不是毫无关联的现象,在它们中间的“空白地带”,文化永不停息的扮演着翻译和协调的角色。“文化秩序(即使它是庞大的统一体)在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e)的领域中发挥作用……与当前理解历史能动性的目的至为相关的一点是,不存在标准的中产阶级主体或其它类似的类别,在其中,除了阶级、国家或族群所规定的以外,人们什么都不是,也不能做任何事 。”在某个特定的文化图式中,个体身上能够体现出总体,同时又不失去自己独立的身份。从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前文对“历史英雄”的讨论,并且,为这种讨论提供了理论上的论据和可能。
接下来,萨林斯用著名的“艾利安事件”进一步讨论了文化中的个体的问题。1999年11月25日,古巴小男孩艾利安被成功的从海面救起,他是一次失败的偷渡计划中唯一的幸存者——十几名古巴人准备从自己的国家偷渡到迈阿密,然而,却不幸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其中包括艾利安的母亲。2000年4月22日,艾利安被送回了古巴,回到了他父亲的怀抱。在呆在美国的这不到5个月时间里,围绕着这个古巴小男孩,爆发了无数的争论,也产生了无数的象征。家庭内部对于监护权的争夺演变为了国内政党甚至国际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艾利安事件”以及艾利安本人也被赋予了越来越深刻、丰富甚至离谱的象征。例如,在迈阿密的古巴人眼里,艾利安被视为了基督耶稣,而卡斯特罗则被视为了撒旦,为了证明这种形象的真实性,还随之出现了很多传奇性的故事。
  萨林斯指出,围绕着艾利安出现的各种斗争和冲突之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也并不意味着一种无序的状态,在它们背后,蕴含着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秩序,这种文化秩序是复杂的,由相互冲突的道德和政治观念之间的互动组成。事实上,在“艾利安事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艾利安本身的特质,而是结构上的完美契合——这正是产生“并接能动性”的情境。国家层面的历史在个体层面的历史中展开,正是这种“社会的人格化”,使得艾利安的故事获得了历史事件的意义。

三.暗杀的文化——事件与结构
  如果说,“艾利安事件”还只是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内的主题,那么,在全书的最后,萨林斯则把时间跨度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层面,描述了长期积聚的关系结构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中爆发。这是一起发生在斐济岛上的不幸的暗杀事件——1845年8月5日,博的一位等级很高的酋长,Ratu Raivalita(下文简称RR)被他同父异母的兄长Ratu Cakobau(下文简称RC)杀死了,而很明显,RC的这一大胆行动是奉他们的父亲Ratu Tanoa(下文简称RT)的命令而行。看似简单的事件背后蕴含着玄机。事实上,从1830年代开始,在RR和RC之间就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而这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的张力也是博和热瓦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体现。要理解这些复杂关系,必须要引入斐济文化中的一个关键概念:vasu。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vasu指的是某人姐妹的儿子,然而,它绝不仅仅是一个亲属制度的概念,更重要的,它是一个政治术语,是斐济政治中最重要的结构形式。Vasu关系存在于个体和群体之间,指的是一个人和他母亲的兄弟群体之间的关系。Vasu带有母亲族人的神圣血统,他可以从仪式上、物质上和政治上对他们进行统治,而后者只能忍受这种统治,或者以酋长的姿态表示欢迎。随着嫁入家庭地位的高低,vasu权力范围的大小也会有很大差异。RR的母亲是热瓦神圣国王的姐姐,这就使RR成为了整个热瓦王国的vasu;而RC则是博王国传统王室的女儿的儿子,即“本地vasu”,这使他很容易在博的人民中获得承认。
  换句话说,在个体仇恨之前,vasu关系就必然导致在RR和RC之间存在着结构隔阂,而这种隔阂是更大范围的政治情境,即博和热瓦之间关系变化的直接反映。事实上,在RT的统治初期,即1829年至1832年这段时间,博和热瓦之间保持着相当良好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RT本人就是热瓦的vasu,还因为RT娶了热瓦当朝国王的姐姐Adi Qereitoga(下文简称AQ)得以进一步加固——RR即是他们所生的儿子。RT从未掩饰过对AQ的偏爱,当时的观察者们都认为,在他的几个妻子中,AQ是他“最心爱的妻子”。因此,1832年,当RT因为暴乱而不得不逃离博在外流浪的时候,热瓦热情接待了他,并顺利的在六年后帮助他重新登上了王位。
  显然,RT对热瓦是心存感激的,在回归王位之后的几年中,博和热瓦仍旧和平相处,互通往来。但同时,博也在不断扩展着自己在斐济的地盘,在这个过程中,RC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他收复失地,扩张领土,掌控着博的帝国秩序,而RR则“安于现状”,只是围绕着已经建立的博和热瓦的关系从事一些零碎的行动。RC逐渐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政治地位,也使得RR继承王位的希望越来越微弱。
  1841,几件小事的发生使RR与RC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而最后引发战争的,是RT曾经“最心爱的妻子”——AQ。1843年,AQ的通奸行为广为流传,面对丈夫的愤怒,她做出了一件极不理智的丑事,即丢下自己的儿子RR,丢下他的前途甚至性命,逃回了热瓦。这彻底激怒了RT,也使得埋藏在火山之下的矛盾彻底爆发,战争,只有战争,才能消除热瓦给RT带来的耻辱。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博似乎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攻破了热瓦的边界,占领了热瓦的城池,封锁了热瓦南部通向海洋的路线,摧毁了热瓦的食物供给,甚至,已经打到了热瓦的首都附近——火枪射程的范围之内。但是,到了1844年底,眼看胜利在望,博的攻击却忽然停止了。根据萨林斯的分析,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停顿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为了与另外一个重要的王国结成联盟,仪式的需要取代了城池的攻陷;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博的王室内部酝酿着阴谋和争斗。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RR与热瓦亲戚进行密谋,想要暗杀RT和RC。
  然而,他们的阴谋最终失败了——死去的不是RC,而是RR自己。让我们简略回顾暗杀事件当天发生的情景:1945年8月5日(或大致是这个时间),RR从一次航海中回到了博。在按照常规拜访了RT之后回家的路上,他被RC的及其同伴擒住,用棍棒在头部重重的给了他一击,然后被勒死。
  在这个寻常的故事中,萨林斯关注的是事件的“偶然性”。根据不同版本的回忆录,有人写道,在RR被棒击之后,出现了一个“不知名的白人”,他迅速掏出了一把手枪,对准不远处的RC扣动扳机,但是,枪居然没有发火;而另一位目击者则写道,在RR被抓住的时候,他拿出了手枪,但是,开火的念头被袭击者的警告吓退。无论如何,萨林斯强调的一点是,在那一天,死的人有可能是RC。
  RR被杀死的当天晚上,RC就开始重新向热瓦进发。1845年11月,就在RR死去之后不久,热瓦的命运走向了灭亡。幸运的RC赢得了与RR之间的战争,到1855年波利尼西亚战争结束的时候,博已经成为了斐济群岛中毋庸置疑的支配力量,而RC本人也成为了最强大的统治者——在当地传教士和政府官员的信件中,他被称为“斐济之王”。我们已经无法假设,如果那一天是RR活了下去,那么,斐济的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会和现在完全不同。热瓦显然不会被摧毁,和平很快就会重新建立,外来势力之间的争夺和平衡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局面。历史将被重新书写。
  偶然与必然的复杂交织在这里展开。然而,萨林斯指出,无论是怎样的偶然,都仍然意味着文化上的连续性,并且是被结构所刺激。偶然事件本身的结果无人可以预料,当特定的个体在特定的场景下代表并决定了社会总体命运的时候,结构就向偶然性敞开了大门。然而,无论偶然事件走向哪个方向,它仍然是结构的逻辑结果——如果真的是RR杀死了RC,那么,这整个事件仍旧可以在结构中得到解释。“事件是偶然的,但是,它却依照某个特定文化领域的规则展开,从这里,行动者获取行动的原因,发生的事件找到它的意义。从文化秩序的视角来看,发生什么是不可预料的,但接下来的事情却是可以理解的。文化并没有使偶然成为那样,却塑造了偶然性导致的差异 。”
  不需要废弃结构秩序,只需要明白它的限度;不需要排斥偶然,只需要理解它的合理范围。这即是这本书的中心观点。萨林斯强调,将偶然事件的结果放在结构秩序之中加以理解,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也并不是宣称结构不受事件的影响。结构在事件中获得延续,这不是唯一的可能,事实上,即使文化在事件中再生产(reproduce),再生产出的结构也是一种已经改变了的状态(an altered state)。

四.总结和探讨
  “历史的矛盾存在于不同语域(register)的对话之中,以集体在个体、分类在实践、结构在事件中被激发的表达作为开端。修昔底德也同样相信他在特例中找到了普遍性,对于他而言,即是在历史的特例中找到了人性的普遍性。在这里,我提出的观点是,如果普遍性不是人性而是文化,即历史行动在其中展开的某个社会(或几个社会)的文化图式,在某种程度上,问题将会变得加倍复杂。因为文化总体也同样是历史的特例:很多不同的价值和关系图式会使不同的主体、个体或集体成为历史创造者,并且赋予他们的行动特定的动机和效果。谁或者什么是历史的行动者?什么是历史行动?什么会成为它的历史结果?这些都是由某个特定的文化秩序所决定的,并且在不同的秩序中有不同的决定方式。因此,没有不存在文化的历史。反之亦然,因为在事件中,文化既不是它之前是什么,也不是它可能是什么 。”
  这段话可以视为整本书的集中概括。一方面,只有在真实而鲜活的历史事件中,文化才能彰显并表达自身;另一方面,这种表达出来的文化,又为历史提供了框架,或者说,塑造了模型。抽象的讨论历史是没有意义的,而一旦当历史具体化,它就必须体现在个体的选择和行为之上。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只能机械的代表集体行动,事实上,在某个场合凸显出的个体行动是自由的,也可以是自私自利的,然而,无论他们选择了什么,这些行动的前提和后果又都深深嵌入在结构之中。结构造就了英雄,同时又为他设定了限度。正如萨林斯在《历史之岛》中所言:“在任何文化秩序中均被呈现的众多逻辑上的可能性——包括自相矛盾的可能性——里,在体现这些可能性的社会能动者带有私心的众多选择中,历史举步维艰的穿过 。”
  历史是文化的历史,文化是历史的文化,这并不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而是理解二者及其相互关系的关键。“历史乃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式并以文化的方式安排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情形千差万别。但也可以倒过来说:文化的图式也是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安排的,因为它们在实践展演的过程中,其意义或多或少地受到重新估价。在历史主体,即相关的人民进行的创造性行动中,这两个对立面的综合被展现了出来 。”萨林斯最后的落脚点,回到了在行动中的人,这是一方面承担着文化和历史的重负,一方面又创造着无限可能性的大写的人。
  毫不夸张的说,萨林斯的论述是气势恢宏的。无论是他所探讨的主题,还是在繁复的事件中提炼出的理论深度,都不得不让人掩卷赞叹。萨林斯让似乎挣脱了所有束缚,获得了“无限自由”的现代人汗颜,因为他告诉我们,社会结构是个体永远都无法摆脱的东西,而这种自由的感觉本身反而才是现代性给予人类的幻象。然而,这也恰好为从个体透视社会的认识提供了可能——在个体的行动和选择中,蕴含着文化和结构的积淀,因此,从一个个体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也可以看到历史。个体的生命通过连续不断的事件展开,而任何一个事件又都具有结构上的必然性,因此,在审视历史的时候,不能只看到一个个割裂开来的时间点,而是能够把这些“点”放到更长时间的“面”中去加以理解 。人不是单纯的个体,事件也不是单纯的偶然,它们都是结构性的,而结构又是历史性的。这样的观点,或许应当成为我们理解历史的出发点所在。

 

个人信息:刘琪,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上海市东川路500号,200241,身份证号510104198310173765,联系方式bethliuqi@hotmail.com, 13472478993